第一,这是我们那一代人在那个年代形成的节俭的观念与习惯,一个人几十年形成的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我认为这种衣服补一补还能穿,丢了挺可惜的,在家里或周末穿,当然在开会做报告或者讲课等正式场合我是不会穿的。包括一些穿在里面的内衣内裤,我都经常补了再穿。李商隐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我永远记着我的老母亲当年教育我时说过的一句话:“不怕衣服穿得破,就怕脑壳里冇(MAO 武汉话,没有的意思)得货”,我儿子从小的衣服都是我给他补了再穿,后来他在北京读初中了,裤子的两个膝盖上还有我补的大补丁,国家中医药局的一位同事就说我:“您都当副司长了,这个年代谁家的孩子还穿打补丁的衣服呀?”我一看,这才发现北京的孩子们都没有穿有补丁衣服的,我这才没给他补衣服了。
缝纫机有些故障,我都自己修理。
第二,我对这台缝纫机有着特殊的感情。它是四十多年前我结婚前夕买的,当时文革刚结束,中国经济很困难,轻工业品日用品极度匮乏,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甚至煮饭的钢精锅和床单开水瓶等很多日用品都要凭“工业卷”才能卖给你,当时武汉市一个人一年只发“2分”“工业卷”,而买一台缝纫机要24分“工业卷”,要几家人家12个人一年什么都不买,合起来才能买到一台缝纫机,那个年代谁家要是能买到一台缝纫机那可是太有能耐了,而且上海产的“飞轮牌缝纫机”和“蝴蝶牌缝纫机”是当时最抢手的名牌,一般人你拿着“工业卷”也根本买不到,我当时在湖北省卫生厅工作,我找了好几家亲戚和朋友们,再加上我和我妈我妹妹一年的“6分”“工业卷”,好不容易才凑到了“24分”的“工业卷”,找鄂西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朋友,才给我买到了这一台“飞轮牌缝纫机”,他们利用来武汉开会的机会,从恩施大山里开着老212吉普车开了整整两天才到武汉(当年恩施到武汉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那时能买到这种缝纫机比现在买一辆奔驰车还要珍贵得多。
几十年来我一坐到缝纫机前干起活来,就有一种很熟悉和快乐的感觉,那机器运转起来哒哒的响声就像是一支优美的乐曲,那种得心应手的飞针走线,针头上下翻飞在衣物上的飞跑,就像一个大厨在烹调着一席精美绝伦的大餐。我一直舍不得扔掉这台缝纫机,它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岁月沧桑,一种不变的观念,一种传统和家风,一种怀旧和珍惜。四十多年了,台面版翘起来裂开了,我以前用胶粘过,后来又全都翘起来裂开了,各种胶都没法粘了,我就用镙丝钉一个一个的又把面板给拧了上去。穿针引线,是一种乐趣
我带着两个小孙女一起修理椅子
当年中南海的首席服装师田阿桐说,毛主席的一条毛巾被打了54个补丁,一件睡衣打了73个补丁。他说“为周总理修补破衣服的次数太多,都记不清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可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我们无论地位变化或脱贫到富,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与美德,永远不能丢!
写于2020年7月25日,修改于2022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