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 2 月 23 日
我的父亲是旧社会武昌一个很有名的中医，他本名叫陈长林（字洲渊），医号叫陈长春，解放前在武汉市武昌大东门（今武昌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中药铺，“中医师陈长春”的大匾额挂在药铺的大门口，终日病人很多。解放初，家里的社会和经济情况是很好的，我因成绩很好，读小学时就是少年先锋队大队长和班主席，区优秀学生，红极一时。文革之前的四清运动开始了，厄运来了，父亲的成份由小商小土地出租被“提拔”“高升”了，定为资本家，其后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定为“反动资本家”，父母亲也离了婚，我们姊妹三人（我、姐姐和妹妹）跟随母亲过活，父亲当时每月只能给我们几人32元生活费，他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为了生存，我们母子四人只好背起冰棒箱，以沿街叫卖为生，我也由大队长被降为班主席。少年的我是既自尊又虚荣的，母亲就在我们学校门口卖冰棒，同学们惊奇的神态，奚落的眼光，以及他们的指指点点，我真受不了，我稚嫩幼小的心灵第一次受到了创伤。从那时起，抑郁和苦闷使我闭起嘴来不说话了。在家里不说话，在外面不说话，日积月累，形成了不爱说话性格内向的习惯。
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袭来，我们家的灾难降临了。一个夜晚，一群红卫兵冲进来把家里抄了个稀烂，父亲被抓出去游街，后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几年，门口被大字报贴满了，写着“木棒以击，铁拳以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等大字报和标语，并要赶我们全家到农村去。母亲呆了，像祥林嫂那样，成天坐在家里不发一言，我们也不敢出门，因为门口天天围着很多人看我们，再说出去了，有些孩子要打我们这些“狗崽子”，坐在家里他们都扔石头。这时和我来往的同学只有姜燕生，他也是一个“特嫌”的儿子（说他母亲是国民党特务）。
后来，我到武汉红旗三中读初中了，学校没上几天课武斗就打起来了，满街的造反派和保皇派整天辩论写大字报，拿着长矛大刀你砍我杀，都在“浴血誓死保卫毛主席”。我们要吃饭，要活命，母亲、姐姐、妹妹和我就背着冰棒箱，提着冰棒瓶，在武汉烈日下四十多度滚烫的马路上奔走、呼喊：冰棒！冰棒！美的牌冰棒！而我的那些同学们，则在游泳池里嬉闹，或从家里走出来买我的冰棒解暑。同样是一个人，人和人真是何等的不平等啊。当时我立志将来一定要好好读书。一次，班主任黄老师问我喜欢什么，我说我喜欢一个人在高山上的古庙里读好多年的书，她对一个小学生的这等想法感到很奇怪，问我为什么总不说话？我不回答，她看着我那忧郁的眼神，想到我是一个反动资本家的儿子，便什么都不说了。由于学校停课了，除了卖冰棒以外，从那时起，我就读了古今中外的不少小说，如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牛虻、十字军骑士、唐吉诃德、契诃夫小说选、红楼梦、西游记、史记、唐诗三百首等等，还经常到武昌解放路的画店看人画画，学会了画炭精画，邻居亲戚的老人去世都找我画像，同学吴新佳的父亲的遗像就是我画的。由于家庭贫寒长时期的营养不良，我可能是低血压和低血糖，加上高温酷暑，好几次卖冰棒时突然倒在马路上不省人事，自行车和冰棒箱重重的压在我身上，十几分钟后自己慢慢苏醒了，但当时很痛苦，脑袋像被雷击一样难受，再过十几分钟就什么都正常了，母亲看到独子得了这个病，经常伤心地淌眼泪，她那么瘦弱，又有肺心病，看在眼里，我的心常常像刀割一样。我清楚地记得：妹妹卖冰棒时几次被坏孩子扔石头把头打破了，哭着回来，我见此肺都气炸了，死死地咬着牙。再后来姐姐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鄂城县老家去了，我也下放到钟祥县插队当了5年农民。
现在，我总提醒自己不要忘本，在我武汉的房间里，挂着一幅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条幅：“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我不能忘本，我要做一个有志气有出息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