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的方法论（孟庆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100700）
孟庆云

　　本篇论及了《黄帝内经》方法论的意义和14种方法。即：（1）观察法；（2）实验方法；（3）调查方法；（4）经学方法；（5）比类方法；（6）揆度方法；（7）术数方法；（8）模型方法；（9）假说方法；（10）系统方法；（11）案例分析方法和（12）从容模式思维方法等。

方法是指在人类活动领域内为了从实践或理论上把握现实，达到某种目的采用的手段、工具乃至方式、途径的概称。关于方法及其理论的总和是为方法论。方法论的内容包括建立和鉴别理论的方法，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等。它有鲜明的主体性与合规律性。前者表现为认识的主体性和主体的创造性，后者既合乎经验也合乎理论规律。科学的方法和方法论还以其保真性与可控性推动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中医学的方法论是中医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与医学观、本体论等共同构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黄帝内经》一书中不乏方法论的内容，除散见于各篇外，还矢集于《素问》的《方盛衰论》、《示从容论》、《著至教论》、《疏五过论》、《征四时论》等篇。唐代王冰在次注《素问》时，把这些篇论集中地编排在一起，列于卷末，说明他已经认识到方法的理论问题了。《灵枢·外揣》也是论述方法论的重要篇章。《素问·示从容论》指出：研究医学要“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素问·著至教论》也说：“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要从天、地、人的大系统及其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来考察人体的健康和疾病，所使用的方法，既丰富又当有所独到。《黄帝内经》主要运用了观察方法、实验方法、调查方法、经学方法、比类方法、揆度方法、术数方法、模型方法、假说方法、系统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及从容模式思维方法等。
观察法是获得经验事实的重要方法。“观察”一语，出自《易传·系辞》：“仰观于天，俯察于地。”《灵枢·逆顺肥瘦》把对自然现象的观察称为“审察于物”，《内经》多篇称观察为“观”，为“察”为“候”，又有多篇称临床观察为“诊”、“诊病”、“诊视”等，《灵枢·五阅五使》篇称“阅”，《灵枢·血络论》称“相”。《内经》有多篇论及色诊、脉诊及色脉诊。《素问·方盛衰论》、《素问·三部九候论》言及“五诊”和“七诊”等，多与临床观察有关。《内经》临床观察的视角和信息提取，以整体性、动态性和意象性堪为独特。如《素问·五藏别论》论及“气口独为五藏主”，以气口之局部脉象可推知五藏；《灵枢·五色》篇，以面部之五色，可寻身体藏府寒热的信息具有意象知识（Tacit Knowledge），这种知识比一般称为客观知识（Explicit Knowledge）更具有实在性而以其意会和简洁居于主导地位。
《内经》中曾记载用实验和实验方法获知的医学知识。《灵枢·经水》篇言“解剖而视之”的解剖实验。《灵枢·血络论》以刺血络的实验发现了动脉血与静脉血的不同。《灵枢·平人绝谷》篇曾以肠管测量，得出“人之不食七日而死”的道理。《灵枢·五味论》通过品尝而知“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实验为中医认识人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知识。
调查方法在中国古代称钩距法，在中医用于辨识药物、品鉴验方和掌握疫情等。《素问·异法方宜论》通过对五方民俗的医疗行为调查，而得出“一病治各不同”的结论。
经学方法在《内经》中包括运用文献和阅读经典的方法。《内经》曾引用过《五色》、《脉变》、《揆度》、《奇恒》、《九针》、《针经》、《热论》、《刺法》、《下经》、《本病》、《阴阳》、《阴阳十二官相使》、《上经》《金匮》、《脉经》、《从容》、《形法》、《太始天元册》、《脉法》、《大要》、《脉要》等21种古文献。有者引录原文，有者阐概大意。《内经》的整理者一再提示读者要用读经的方式学习医学。《素问·征四时论》说要“循经受业”；《素问·疏五过论》说要“循经守数”。《素问·著至教论》还把研读经典的方法概括为诵、解、别、明、彰，即解决好“诵而未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的问题，以达到学之至善。
比类方法包括类比和分类。类比是两个对象属性相同时来推断未知事物的方法。《内经》用比类取象方法建立了藏象学说。分类的方法《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称之为“从其类序”，既用此方法归类人体系统及环境事物的联系，又用于分类药物。五行、六经、十二经等都可堪为理论分类的框架。《素问·示从容论》以“援物比类，化之冥冥”之语提示比类方法的重要。
揆度方法是一种定性的辨类方法。揆度又称作度，在《内经》中具有精确度量之意。《素问·病能论》称：“揆度者，切度也。”《素问·玉版论要》说：“揆度者，度病之浅深也。”揆度包括位度、量度和传度。位度就是定位，主要指对穴位、脏腑具体位置的确定，例如“太阳根于至阴”，“脉中大腧在杼骨之端”等皆是位度。量度是对某些量的准确把握，如器官之重量，骨骼之长度等。传度是对过程的计量。揆度方法的运用，使中医学理论向精确目标逼进。
术数方法是据阴阳五行易理以明天象，推历法、占节候及卜筮之术。其中既有天文、数学、气象、物候等自然科学内容，也有以卦爻蓍法推人事之术。《素问·上古天真论》质言“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内经》中有些理论，就其来源与阴阳、五行、卦爻、河图、洛书等有关涉及术数方法外，其《素问》的“七篇大论”中运气推演，《灵枢·九宫八风》篇的八风占候等，直是术数内容，被称为“医门之玄机”，因受古代“制术精神”的影响，尽管曲隐原理，但在推演程式的背后，深藏着对重大科学规律的认识。
模型方法是通过建立或选择能模拟或表述研究对象的相似客体（即模型）的方法。模型包括抽象的理论或数学模型及实体的物质模型。模型方法旨在构建可用于进行检测和实验的模型，然后将研究结果类推到原型。科学史表明，研究的对象越复杂，离开人们的感性知觉越远，模型方法的作用就越重要。《内经》的藏象，它以五脏六腑诸实体为原型，在功能和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等意念的约定下提升为重视“形而上者”的“道”（规律）和“神”的理论模型。既有同构性，是实在的一种近似，又包含许多非实在因素对应的结构（例如时间结构、方位的空间结构等），在功能上超越实体，具有研究理论和运用于临床的实践价值。同样，经络也是依据藏象原理构建的理论模型。
有一定的理论与事实依据的推测性的解释是为假说。是研究过程的环节、方法，也是理论的初始形式，又称学说。《内经》关于梦的假说就有《灵枢·淫邪发梦》和《素问·脉要精微论》的盛邪发梦假说，以及《素问·方盛衰论》的藏气盛衰假说。在营卫循行理论上，有《灵枢·营卫生会》、《灵枢·营气》、《灵枢·五十营》各篇的多个假说。《灵枢·邪客》言卫气“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和《灵枢·卫气行》、《灵枢·大惑论》等都以卫气之行解释睡眠。《内经》的病因假说也很丰富，例如《素问·疟论》以卫气行解释单日疟、间日疟、数日疟的病因。《灵枢·大惑论》论及的多卧假说、善忘假说，以及《素问·逆调论》的“胃不和则卧不安”假说等，都有指导临床的意义。《内经》中最为重要的当属气化学说，此学说有多篇论及，在“七篇大论”中又有所提升，成为运气之学的主导理论之一。
《内经》的系统方法，体现于他以人的整体观视人为整体系统，以天人观为大系统。气为运动着的精微物质和功能外，也有信息的涵意。如《素问·气交变大论》所说：“善言气者，必彰于物。”水火也如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灵枢·外揣》所言之“司内揣外，司外揣内”的“外揣”，和《灵枢·本藏》的“视其外应，以知内藏”，都可堪为信息识别的方法。《灵枢·胀论》所言：“藏府在胸胁腹里之内也，若匣匮之藏禁器也”，认为藏府是不能打开的黑箱，主要靠外揣的黑箱方法去认识其功能，这也是构建藏象学说的重要方法之一。《内经》中的“诊法”属于信息识别，“合参”相当于信息互校，经络为信息通道，“证”相当于信息群。《素问·天元纪大论》：“五行之始，各有太过、不及也。故其始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从之。”《素问·六微旨大论》言：“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这些都是反馈的思想，是系统方法的理论依据。
对于如何把理论用诸于临床思维，《素问·示从容论》中，提出了称为“从容”的模式思维方法。“从容”一语，出自《学记》中“待其从容”一语。《周礼·考工记》把铸造时用的“范”（又称模子）称为“容”，从容者，即从其模式之义，当代把循此方式的思维称为模式思维。《素问·示从容论》中，黄帝指导雷公，在临床辨证分析具体病情时，可与《脉经·上下篇》的理论相对照。“然从容得之”。《内经》多篇论及从容，《灵枢·逆顺肥瘦》篇论述的“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也属于从容方法。是以经典之论为规范、为法式，以具体的病情向“容”或“法式”上对号入座而求解。在《素问·示从容论》中，雷公向黄帝请教了两个案例。第一个病案的病情涉及肝肾肺三藏，黄帝告雷公关键在肾，以肾论可解释另两藏的病情，因此“一人之气，病在一藏，若言三藏具行，不在法也。”第二个病案的病情，有脾胃病征，也有肺的喘咳征象，雷公不倾向考虑肺，黄帝感到雷公的临床思维大有长进，指出像圣人那样“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大有助于提高理论境界，案例中一派脾胃之病证，伤肺又源自于脾，何况已见脾胃“真藏坏决”，“此二者不相类也”。《素问·示从容论》，既叙述了《内经》的临床病案分析法，也是“从容”的模式思维的典例。
除以上所论的12种方法之外，《内经》还多次论及治学，如在几篇中提及“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又多次言及比较法；有者还涉及河图与洛书等的数学模型等。《内经》就是以此丰富的方法论内容，参与构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运用于临床实践，也以此赋于中医理论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