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气化学说（孟庆云）

孟庆云

摘要 气化学说是以气的运动变化之理阐述人体从饮食摄入后，散精化气传神于五脏六腑并以升降出入进行内外交换的过程。自《内经》奠定理论基础后，东垣在《脾胃论》中以脾为气化中枢，以肝胆少阳春之气为气化启动点，发展了气化理论。明代的命门学说，以命门为气化动力之源，遂使气化学说得以系统和完善。气化学说以此开拓了消化疾病、代谢疾病、性及生殖疾病和免疫性疾病治疗的新思路。

　　气化学说是以气的运动变化来论述人体生命过程的理论。自从《内经》构建其基本理论以来，后世医家不断发展补充。在晚期汇入《内经》的“七篇大论”中，气化概念更为宽泛，认为宇宙万物“各从其气化也”（《素问·气交变大论》），以气化为一切自然现象的根本特征，升降出入为基本机制；金元时代的刘河间，以气化论病机和药性，张元素也提出了气化药性论，李东垣以脾胃为人体气化中枢，以少阳之气为启动气化之先机，创立脾胃论，为一些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明代孙一奎把人身气化的原动力归于命门，创动气命门学说。由是而使气化学说日趋系统完善，成为指导辨证论治的重要理论。

气化学说的理论渊源

《内经》气化理论有三个来源：一是关于先秦气论的哲学思想，二是天人相应的观念，三是在此二者理念下对观察和实践资料的整理提升。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先秦诸子百家皆言气。《左传》论“六气”，《国语》言天地阴阳之气，气已经是一个涵盖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概念。《管子》的精气根源论，《鹖冠子》的元气自然论，皆以气为人和万物之本体。自称老子弟子的文子在所著《文子·下德》篇说：“阴阳陶也，万物乘一气而生。”《庄子·知北游》以气的变化论生命的发生：“杂乎芒芴之间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荀子》又进一步发展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为天下贵也。”说人的生命就是由于气而生发，由构成论发展为生成论。
人与天地相应是气化理论的意象依据，也是气化学说阐述的规律之一。中国远古以降从事农牧业的先民们，观察到作物及人的生长，和一年春夏秋冬时序的关系，萌育了“贵时”观念。《易传·象·节卦》有“天地节而四时成”之论，以人与天地同步的生命现象为天人相应的论据之一，以后进一步发挥为气化感应论，之后的气一元论认为，人与自然皆由气构成的同一性，可以由天地之气应象人体。古人观测到天地之运动是“天左旋，地右动”（《春秋纬·元命苞》），《内经》又以左升右降为宇宙气化的一般规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谓“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论脏腑气化升发则是“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素问·刺禁论》），自然界之升降是“清阳为天，浊阴为地”，人体则是“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内经》中还有重要的定则，把《素问·六微旨大论》提出的“抗害承制论”，作为人体自我调节机制，并非来自人体实验，而是从气象的气化规律推演到人体的。
观念可以开发知觉，古人在气化意识的观察中积累了自然与生命的气化现象，例如在一年四季中，人和动植物都有生、长、化、收、藏之化之变。除在归纳中发现联系之外，又从外而推测其内，从内而推远外，即《灵枢·外揣》之“若是则内外相袭，若桴鼓之应，响之应声，影似形，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由是而建立了气化理论的研究方法。
由上述理路、观念和方法论构建起来的气化学说，也必与之相因，气化学说的特色有四：一是重视时间因素，气化是一个过程，渐变为化，剧化为变，在生命世界中，气化的生命过程是不可逆的，故《内经》两次论及“神转不回”；二是气化规律的普适性，认为天人一体皆从气化，例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论的“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既是食物、药物在人体气化的规律，也是人的高级生命活动生长发育乃至自然界的规律；三是认识方法的惟象的特征，气化理论不是来自解剖的分析，而是依“象”的认知方式推揣而来；四是观察推理始终贯穿着动态观念，以此“气化流行，生生不息”。这也是《易传·系辞》“以动尚其变”和《易纬》“元气变异”的思想相一致。

人体气化的过程机制

早在《内经》既已论述了人体气化有食气化精和形能转化两种形式。食气化精是人体与外界环境的物质交换，包括饮食的消化、吸收、排泄和气体交换。食物气化过程如《素问·经脉别论》所述可：“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精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毛脉和精，行气于府，府精神明，留于四脏，气归于权衡，权衡以平，气口成寸，以决死生。”其水饮的气化过程是“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气的交换主要以肺吸清呼浊，吐故纳新为主，还要靠肾纳气、肝疏泄，并依赖三焦流行于经脉，方能内充脏腑，外达肌肤，以发挥真气的作用。呼吸把自然界的清气吸入肺，它与食饮所化生的水谷之气相合而积于胸中便是宗气。宗气与人体先天之气结合便是真气。
食气化精既化生了营卫之气，又有赖于在营卫循行中各脏腑参与化精。营卫之气皆生于水谷，都在人体中循环。营气出于中焦，“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于五脏六腑。”（《灵枢·邪客》）卫气运行于脉外，温养脏腑组织，有保卫肌表抗御外邪功能之外，其运行与昼夜变化及睡眠有关，白昼行于阳人寤，黑夜行于阴人寐。卫入阴，内行五脏，从下焦入，《灵枢·卫气行》篇说：“其始入于阴，常从足少阴注于肾，肾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复注于肾卫周。”卫气行于阳，则是从上焦出，行于体表手足三阳经脉，其功能是“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灵枢·本脏》）
在食气化精过程中，三焦殊为重要。三焦既是由气化器官构成的通道，又是气化的机制。存在决定认识，对功能的意象是以结构的认知为前提。《内经》没有论及三焦具体结构和对它气化功能认识的方法。《难经·三十一难》做了具体的阐述。是指食道胃肠等部分及生理机能，还对上中下三焦作了具体定位：上焦从心下到胃上口，主水谷入内；中焦在胃中脘，主腐熟水谷；下焦从相当于膀胱上口水平起，泌别清浊后排出浊物。用“三焦”二字为称谓来命名食气化精的腑，渊源甚古。在甲骨文、金文的时代，先民以火烤熟鸟为食，创造了“焦”字，此会意字：上部是“隹”字，是“鸟”，读zhui（追），是象形独体字，不同于“佳”。[1]下部四点是“火”。“焦”字本义是“烫焦”，是烤黄，不是后世所说的烤焦了，如《世说新语·德行》将烤黄的饭称“焦饭”。“三焦”以烤熟食物的三种火候来说明上中下各焦，通过不同的工作形式消化食物，消化道在不同时间充盈不同，故而三焦“有名而无（定）形”。《内经》明确指出三焦是主持诸气，疏通水道，功用关系着整个人体气化功能的腑。
气化的另一种形式是形能（读作tai）转化，即精、气、神三者之间的转化，是生命活动的高级形式。“形”是看得见摸得着能感知的存在实体，是由作为物质基础的“精”由“气”变化而来。《灵枢·本神》篇说：“故生之来，谓之精。”指出“精”是禀于先天的物质。《内经》以“阳化气，阴成形”为概括形能转化的总纲。化精是精充养于后天的过程。和“精”相对而言，言“气”则侧重于活动动力。《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精”与“气”之间，既有“气归精”、“精化气”的互生关系，又有“精食气”和“气伤精”的耗竭。“气归精”，充实了机体的营养物质，“精化气”使物质转化为动力。“精”和“气”都可以转化为“神”，《灵枢·本神》说：“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平人绝谷》又说：“神者，水谷之精气也”，都说明神和精气之间也转化，物质可转化为精神。神也可转化成精，如《灵枢·决气》说：“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是精神转化为物质。以上食气化精和形能转化二者，既是气化的两种不同形式，又是气化的两个阶段，二者的统一，是生命气化的全过程。
《内经》的“七篇大论”依据“肇基化元”的气一元论，论述了宇宙万物的五运和六气两大气化系统：五运气化是循一年季节演进时序的气化，座标是地日关系；六气气化是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模式的气化，以三阴三阳来表述，机原在于空间因素，座标是月地关系的十二地支。[2]其五运的气化内容，远比《内经》其他论篇的五脏气化更为丰富和深入。《素问·至真要大论》，把五脏气化和六气气化的关系结合起来，以气化之机论述疾病之微兆，即著名的“病机十九条”。
气化的形式和机制是升降出入。《素问·六微旨大论》说：“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其方式是“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也。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在天地间，气机升降形成了气候变化：地气上升为云，天气下降为雨。在人体各脏腑之气机是，脾阳主升清，胃阴主降浊，肝阳主升发，肺阴主肃降，肾阳主升腾，肾阴主降敛。气机的内外交换是出入。升降出入是《周易·泰卦》交泰的发挥，主旨是开放。《内经》把人作为自然界中的开放体，是耗散结构的思想，科学地论述了生命物质的特征。
气的哲学理论在北宋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当时的思想家都以气为构成万物的原始材料，承认气具有阴阳对立的属性。张载以气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是气聚散变化即气化的规律。而程颢、程颐则认为理是本体，有理则有气，“万物之始，气化而已”。在宋代气论的影响下，医学家更深入探讨气化的理论，金元时代的医学大家都曾对气化理论有重大创新。刘完素指人体与外界气化通道之门户为“玄府”；以气化论五运主病和六气主病，著《素问玄机原病式》，他以气化来论说本草药性，并诠释“七方”、“十剂”的机理，惜乎其《素问药注》亡佚，现只能从遗文中略知他的气化药性理论的线索。[3]在这一点上，张元素、李东垣与之共鸣，依气化之说，建立了本草学药性理论。李东垣对气化理论的贡献是他认定脾胃为人体气化中枢，并注意到少阳春升之气在启动气机的作用，使得很多气化之为病，经过调理脾胃和配用升麻柴胡等升阳之剂而有突出的疗效，东垣以此而受“内伤法东垣”之美誉。朱丹溪以“万物同此一气”论人与自然气化的一致性，他在《格致余论·夏日伏因在内论》中指出：“故气开亦开，气浮亦浮，气降亦降，气沉亦沉，人与天地，同一橐籥。”可以从自然之升浮沉降推论人体之升浮沉降。到明代的孙一奎，以其原气命门学说，把气化的动力归结为人身命门所藏之原气。[4]至此，气化已成为有系统结构、有动力机制的理论：气化的中枢是脾胃，气化的启动在于少阳肝胆，人体与外界气化门户在玄府，气化的动力为命门原气。
三、气化病及其辨证论治
中医学从以气为本的人体观发展到以气化为生命力，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是以气化正常为生理，气化异常为病理。《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自然界与人的气化都是“化不可代，时不可违”气化有自己的规律，时序有自己的节奏，不能代替不能违背，应该“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内经》以此建立了气化论疾病观，其论病和养生，都要“各从其气化也。”
按气化论疾病观，气化过度或气化不足，精、气、神转化障碍、升降出入紊乱都可导致疾病，堪称“百病生于气也”（《素问·举痛论》）
《素问·经脉别论》说：“生病起于过用”，人体如此，自然界也如是。例如人体五志过激则有七情之变，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气化太过则为六淫。人体气化不足，在气化中枢的脾胃，则是脾胃虚弱或中气不足，脾胃虚弱用仲景建中法用小建中汤，中气不中足用东垣补中益气法用补中益气汤。气化不足如发生在蕴生原气的基地命门，则为命火衰治当温补命火，填精益肾，在补阴的基础上，略加温阳之品，开启发机，使少火生气。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胡桃》项下，论及了胡桃能“益命门，利三焦”，明代命门学派的医家已经归纳出补益命门的一类药，如胡桃、鹿茸、紫河车等。饮食代谢异常之病多属气化之为病，例如消渴主要是气化能力低下而导致多食。癃闭、关格等病证，皆系三焦气化失常所致。精气神三者的转化障碍，常引起虚证和情致病。例如因脾虚气化功能低下，不能化精，可发生肾虚精亏。因气化功能低下，不能化水湿而生痰，可发生郁证和癫狂等。
气化的机制是升降出入，其失调则为病变。如肝阳不升则肝气郁结，肺气不降则喘满。脾胃升降失调“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嗔胀。”人体有吸入清气呼出浊气，三焦的摄入水谷精微、排出糟粕浊物，以及玄府排出汗液和热量才能维持代谢，这些过程失调失控皆能致病，甚至“出入废则神机化灭”。这一点，清人将廷秀深得其要，他在《吴医汇讲》中称升降出入为“百病之纲领。
气化的立论及其过程和机制，是中医学理论中称绝之处，在辨证论治时，临床家每能据食气化精、形能转化、营卫水气循环和升降出入之理，创造出工意新奇的治法来。例如孙思邈在《千金方》中用升麻、柴胡升阳，李东垣将其合以补气建中之药，创制了名方补中益气汤。明代张景岳依“气化水自化……不行气亦行”重用行气药以治肿胀。明末清初喻嘉言，以解表合清热利湿导滞，改变了痢疾的升降出入，以逆流挽舟法见称于医林。清叶天士以“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治疗湿温。近人周雅南以紫苑、桔梗、沙参、石斛等药“提壶揭盖”以治尿闭；用龟板、首乌、龙齿、桑椹等固肾之品治久嗽久喘，效如桴鼓。（见赵因检《诊余集》）。笔者指出，在治疗泄泻时，用五苓散利小便以实大便，其机制是分流原理对水液循环的调控。[5]
近年来，一些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人员，已经运用实验方法研究气化，主要是运用脾虚[6]和肾虚动物模型[7]探讨气化功能。也曾经有的研究者根据气功调整呼吸可以提高针麻效果的事实，试图从肺和经络气化功能探讨针麻原理。[8]这些工作中然未能向纵深发展或有所停顿，但已能展示出理论价值，应予关注和支持。然而，气化学说还只是约略地提出了人体风营养物质和形能转化理论的“总画面”，其论述也并非详尽无遗，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祖国医学之精蕴，有待我们用现代科学方法深入研究它，为进一步揭示人体的奥秘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左安民  细说汉字〔M〕北京：九洲出版社 2005,536
〔2〕孟庆云　五运六气：中国古代的灾害预测学〔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5,(2):81～83
〔3〕范行准 中国医学史略〔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6,170
〔4〕孟庆云　命门学说的理论来源与实践价值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6,(7):483～485
〔5〕孟庆云 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控制艺术〔J〕辽宁中医杂志，1980（11）3～5
〔6〕孙弼纲 从脾胃内伤学说探讨中医脾实质〔J〕安徽医学，1984,(5):1
〔7〕沈自尹 肾的研究进展与总结 〔J〕中国医药学报，1988,(2):56
〔8〕中国针灸学会，针灸论文摘要选编（献给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成立暨第一届针灸学术大会），1987,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