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杲医学思想研究（孟庆云）

目录
前言
一、历史背景
（一）战乱、饥荒与瘟疫猖獗
（二）金元医家对宋代医学的继承
（三）宋代理学的思想影响
二、生平
（一）少年儒生
（二）立志学医
（三）避难悬壶
（四）晚年著述
（五）授徒传业
（六）原籍和墓地
三、著作
（一）《内外伤辨惑论》
（二）《医学发明》
（三）《脾胃论》
（四）《兰室秘藏》
（五）《东垣试效方》
（六）《伤寒会要》
四、学术源流
（一）学术契因
（二）理论渊源
五、理论建树和临床
（一）内伤外感之辨
（二）脾胃论
（三）阴火学说
（四）升阳益气、扶正祛邪的治法治方
（五）针药并用，各宜其妙
（六）东垣与河间、易水学术之争
六、对后世的影响
（一）补土学派的形成
（二）开温补学派之先河
（三）对外科眼病和温病学派的影响
（四）国际影响
结语

前 言
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金元时期是转承期，即在继承前代医学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向高一层次转型发展。引起转型跃升的历史条件和学术资源很多，诸如哲学观念，学术作风，疾病流行，实践积累，运气理论普及，学术群落的繁衍等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生了以刘完素（河间）、张从正（子和）、李杲（东垣）、朱震亨（丹溪）为代表的金元四大家。他们都是笃重实践的上工，又是理论巨擘，他们医术全面又各有专长；刘完素治病多用寒凉，举火热之大旗，被称为主火派；张从正以攻邪为先，被称为攻邪派；李杲重视脾胃，被称为补土派；朱震亨强调滋阴降火的重要性，被称为滋阴派。四大家在当时就已负盛名。其中之一的李杲创脾胃论的卓越成就彰明于后世，他的理论和他所创立的名方，为从医者尽用。他自称东垣老人，出于对他的尊敬，后人称他为东垣或东垣先生。明代万历年间，时人把三皇庙改为先医庙，在主殿供奉伏羲、神农、黄帝，两庑分列历代28位名医塑像，李杲居东庑第14位。他探索或阐述脾胃在生命过程中的重要性，从医学原理到养生防治，都自成体系，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理论至今仍有效的指导临床。他的理论创立不久，就传到日本、朝鲜，在日本成为后世派的真髓。李杲的学术以开物成务的气概使中医这块瑰宝熠熠生辉。
李杲（公元1180～1251年）字明之，金代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真定乃先秦之东垣国，秦时为东垣县，因出生于该地，故晚号东垣老人。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庚子（公元1180年），金亡时，年55岁，入元17年乃终，即卒于元宪宗元年辛亥（公元1251年），享年72岁。
一、历史背景
（一）战乱、饥荒与瘟疫猖獗
李杲生活于南宋北金对峙的混战时期。其所居住和流寓的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一带，由于汉、满、蒙三大政权的冲突，战乱频仍。李杲的青少年时期，金朝的奴隶制性质的“猛安”（意译为大户）、“谋克”（意译为百户）制度正向封建制度发展，国家财政经济极不景气，山东、河北一带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金朝南部受起义军打击的时候，蒙古族又勃兴于塞外，于1211年开始的十多年中，大举进攻占统治地位的金朝，直至占领了包括北京在内的河北一带，民众纷纷外逃避难，疲于奔命，战乱又导致和加重了饥饿和瘟疫，李杲的好友大诗人元好问的诗句：“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描述了当时的惨状。李杲也逃往河南，如他在《解内伤外伤辨服证阳证》中所说：“既病而死者继踵不绝，都门十一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不节，乃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饥暮饱，起居不食，寒温失所，动经三月，胃气亏乏久矣，一旦饱食太过而伤人”。1232年，蒙古攻陷金朝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战乱之后，疾病流行，仅1213年至1362年之间，流行病就出现达15次之多。由精神、饮食、劳役等因素而导致的疾病更不可胜数。瘟疫给社会带来了灾难，但对医生来说，增加了实践机会，积累了经验，并由此而产生新理论。在进取的社会，还能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李杲历经了上述战乱，在被围困于河南及逃难过程中，悬壶为医，得到了充分的临床实践，为其医学学术观点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临床基础。
（二）金元医家对宋代医学的继承
宋代医学的发展为金元医学的创新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宋代经济繁荣，国家重视医药事业的发展，北宋时，微宗赵佶亲自主持编纂《圣济总录》。宋代重视医学理论，重视医学图书的出版和医学教育，国家设立官药局等，使宋代医学达到一个空前的水平。
宋代重视医学理论的研究。由于印刷术和造纸术的进步，宋朝大量地校刊印行医籍。公元1026年，宋政府征集医书、医方；公元1057年，又设立校正医书局，集中一批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搜集、整理、考证、校勘，历时10余年，约在公元1068—1077年（熙宁年间）加以印行。如《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等。这些古典医籍的印行，大大促进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种重视理论研究的风气，对金元时代的李东垣有很大影响。
宋代医学教育的发展与医生地位的提高。宋王朝十分重视医学教育。王安石变法时，开始把医学校从太医局中分离出来，规定太医局必由“知医事者为之”。崇宁二年，又将医学校置于国子监的管辖之下，医学校的行政组织、学生待遇一概仿“太学立法”，使宋代的医学教育，突破了唐以来附属于政府医疗机构的次等地位，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纳入了国家官学系统之中。医学社会地位的提高，吸引了不少儒生学医，医学队伍的结构亦有了较大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医学理论的发展。金元统治者对医学也很重视，并注意到保护医生的利益。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在平定江南以后，下令搜求“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僧道、儒、医、卜等，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为他们统治服务。医生也在他们利用之列，医生还免一切差役，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医学，为金元医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宋代医药的一个最大特色，是官办药局，由国家统一制药、售药，并颁发协定处方，王安石在变法时设卖药所，此后这一机构发展为“和剂局”和“惠民局”（见《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遇到疫疠、水灾、兵灾等，政府即通过药局发放成药以拯救灾民。官药局的兴办促进了方书的整理，宋代在隋唐基础上，搜采方剂之风甚盛。官方编篡的《太平圣惠方》，收方16834首；《圣济总录》收方竟多达2万首。浩繁的方剂，保存了前人大量的实践经验，但同时也带来了运用上的困难。因而，由博返约的要求日趋突出。宋代官药局配方底本的《和剂局方》，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当时的医生不讲辨证论治，不辨寒热虚实，不讲方剂配伍及加减变化。如《局方》中润体丸等30余方，皆曰治诸风、治一切风、治男子36种风。这种不辨风病寒热虚实，含糊笼统的用方，给临床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和剂局方》盛行于北宋，到了金元时期仍照常使用。李杲针对当时滥用《和剂局方》的危害予以抨击，指出：“若内伤脾胃，辛热之物、酒肉之类，自觉不快，觅药于医。医者不问所伤，付之集香丸、小丁香丸、巴豆大热药之类下之，大便下则物去，遗留食之热性，药之热性，重伤胃气。……传变之疾不可胜数，使人真气至此衰矣。”他认为朝饥暮饱、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劳倦过度所致的内伤证，而用陷胸汤丸、大小承气、茵陈蒿汤等伤寒诸方，病人胃气亏乏，又受药伤，势必促使病情向坏的方面转化。李杲以此思考到要创立新理论以纠其谬误。
（三）宋代理学的思想影响
在意识形态上，宋代出现的“理学”诸学派，对医学家的思维产生了一定影响。“理学”学派虽多，但都言理论道。例如以程颐、朱熹等人为代表称为“程朱理学”，主张“理”是万物之源，“理”之分化而产生了“气”，进一步构成具体的万物。理学大师朱熹云：“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宋代理学各学派中最擅言气者是张载建立的气论。气论的发展，从战国时稷下学派的精气论、两汉隋唐的元气论，发展到宋代张载的气一元论。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气一元论，肯定了物质世界的统一性。李杲引进了“元气”的概念，还提出了“火与元气”不两立的学说。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朱熹的阴阳五行论也成为东垣的理论资源。邵雍在《皇极经世书》中发挥《坤·彖传》“坤厚载物，德合无疆”，立先天后天之学。他在《击壤集》中说：“若问先天一事无，后天方要着功夫”，以生来具有为先天，人为获得为后天，这就发挥了《易·文言传》中关于“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之论。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不按五行相克次序，而用五行生成数次序。到南宋时，朱熹更重视五行之“土”，他说：“天地生物，五行独先。地即是土，土便包含许多金木之类。天地之间，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阴阳七者合，便是生物的材料。五行顺布，四时行焉。金木水火，分属春夏秋冬，土则寄旺四季。”（朱熹《语类》卷九十四）。宋代理学家在八卦推重坤卦，在五行重视“土”，这些都是东垣补土思想的哲学依据。
宋代具有宽松的学术氛围，儒家们大破汉唐传注，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在学术上敢于分门立户，这种学风也开启了医学家敢于创立新说自成一家的意识。金元时代继刘完素创河间学派，张元素创易水学派之后，张子和创攻邪学派，李杲创脾胃学派，朱丹溪创滋阴学派等，故清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
由以上可以看出，李杲所处之时代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变迁和哲学思想，是他学术观点形成的不可缺少的历史文化条件。
二、生平
李杲的生平，在元代即有真定路儒学教授、应城名士砚弥坚撰写的《东垣老人传》，此传收入李濂《医史》，留传于世。明代宋濂主编《元史》卷二百零三有《李杲传》。其医学事绩又散见于他本人著作和他人的评论之中，现从六方面介绍如下。
（一）少年儒生
李杲的家庭为富商兼地主，世为东垣盛族。其学医尚有一传说，据清·阮葵生《茶余客话》①记载：“李杲，字明之。其祖贫时，夜坐读书，有一女子从室西地中出，与杲祖坐谈，甚美。祖问：‘汝是何鬼神耶？’女取笔书曰：‘许身愧比双南。’复入地。已而阅子美诗，知为金。掘之得一笥，压以石。石面刻云：‘金一笥畀李氏，孙以医名后世。’后从张元素学医，尽得其术。世称‘东垣先生’”。② 李家的这个传说，表明东垣祖父原是贫寒书生，后来才致富。此段文字也见于《嘉莲燕语》。李东垣自幼敏达，受儒家思想教育。少年开始先后拜其舅父王从之和冯叔献为师，向王从之学习《论语》、《孟子》，跟冯叔献学习《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其后，又拜范仲淹之后、东平正一宫的范炼为师③，至二十二岁，已成为知名儒生。以广交名士而闻名乡里，“所居乡里，名士日造其门”。并曾建书院。虽广为结交，却又多而不滥，谨慎选择，只以“名士”为友，不与纨绔子弟为伍。大文学家元好问就是东垣的挚友，元好问字裕之，秀容（今山西忻县）人，号遗山先生，宋元间（1190—1257年）名士，金兴定三年（1219）进士，曾任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不仕，也喜爱医学，把集验治疗有效的方录为一编，名《集验方》。据砚弥坚《东垣老人传》记载：李杲“忠信笃敬，慎交游，与人相接无戏言，衢间众人以为欢洽处，足迹未尝到，盖天性然也。朋侪颇疾之，密议一席，使妓戏狎，或引其衣，即怒骂，解衣焚之。由乡豪接待国史，府尹闻其妙龄有守也，讽妓强之酒，不得辞，稍饮，遂大吐而出。其自爱如此”。④东垣孝敬长辈，据《医学发明·序》记载：他20岁时，“值母王氏遘疾。公待，色不满容，夜不解衣，遂厚礼求”。青少年时期的李杲，以广交名士、廉洁和忠孝而闻名，是个以学自适的悠闲儒生。
（二）立志学医
《医学发明·序》中有李杲“幼有活人之志”之说。但李杲少年时期并无学医之志，其青年时代学医，也并非为“活人”而是为了自身保健。正如《元史·李杲传》所云：“家既富厚，无事于技”。从历史文献来看，也未见有关于他自幼喜好医学的记载。即使在学医之后，他也并不愿以医学为业，而是“操有余以自重，人不敢以医名之”。⑤其立志学医，是20岁以后的事。其友人砚弥坚先生曾详细记述了其学医之经过：李杲20岁时“母王氏寝疾，命里中数医拯之，温凉寒热，其说异同，百药备尝，以水济水，竟莫知为何证而毙。君痛悼不知医而失其亲，有愿曰：‘若遇良医，当力学以志吾过’。”他自已在《东垣试效方》中云：“尝心中语曰：医之道尚矣，自《本草》《灵》《素》垂世，传习者代不乏人，若和缓，若淳于，若华，若张，皆活人当世，垂法后来。奈何此辈习经之不精，见证之不明，其误人也多矣。自是始有志于医。”当时，河北一带名医有河间的刘完素和易水的张元素，刘完素已近晚年，而张元素因治好刘氏之伤寒病名声大振。于是李杲“捐金帛”厚礼拜张氏为师。而张元素之学术思想，主要来自《内经》，也受华氏《中藏经》、王冰《素问释文》、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的影响。因此，在其教授过程中，也是以上述诸书和本人编写的《医学启源》为主要教材。李杲随其“学数年，尽得其方法”，基本掌握了为医之道，而且，医术高于一般医生。但是其学成之后，仍以儒家自况，并未以医生为职业，偶有医疗活动，不过仅限于同一阶层人士的病情危重之时，不得已而为之。
至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经向金政府捐献谷粟等财物，而被任命济源县（今河南省济源市）的监税官。⑥这种学医而不为医的作法，虽不足称道，但在当时历史条件、社会风气下，差可理喻。况且，他虽不愿为医，但遇有危难之时，总是能够挺身而出。如，李杲就任监税官的当年四月，山东一带波及济源县鼠疫大流行，当时称此病为“大头天行”，由于当时为医者“遍阅方书，无与对证者，出已见，妄下之，不效；复下之，比比至死，医不以为过，病家不为非。”[3]目睹此状，李东垣“独恻然于心，废寝食，循流讨源，察标求本。”终于创制一方，名为普济消毒饮，用之大获良效。由于病者甚多，而症状相同，因此将药方刻于木牌之上，置于交通要道等人群聚集之处，救人甚多，传之很广。当时之人以为是仙人所传，后雕刻于圆顶石碑之上。李杲此举，不仅当时为挽救济源一带人民生命做出很大贡献，而且也为以后温病证治理论的出现，提供了具有创新意义的临床经验、治疗方法和有效方剂。至今普济消毒饮仍为医学生所必须掌握的方剂。
（三）避难悬壶
蒙古大军进犯山东时，李杲为避蒙古兵烧杀，由济源逃往汴梁（今河南开封）。为生计所迫，“遂以医游于公卿间”开始悬壶为医，其临床治疗，“明效大验”。金哀宗开兴元年（公元1232年），蒙古军围困汴梁。达三月之久，是年三月下旬，解围之后，都内之人大多受病。是年五月，患病率达到十有八九的程度，而当时之医者，以中医原有治法治之，屡屡无效。李杲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他认为，这些疾病，并非伤寒，“大抵在围城中，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⑦，于是他从内伤脾胃立论，以其卓越疗效“通医之名雷动一时，其所济活者，不可遍举。”⑧之后，李杲由河南开封北返，先后寄居于山东聊城的至觉寺和东平的严实家。此时，李杲仍以医为业，其临床效果为时人所称道。据《东垣试效方·砚坚序》所云：“凡求治者，以脉证别之，以语言审之。以《内经》断之，对证设方，其应如响。间有不合者，略增损辄效。”此期，李东垣与元好问交往密切。其二人原本均受业于范炼门下，友情甚厚。元好问曾在《伤寒会要》及《东垣试效方》等医籍中为李杲作序。对李杲及其学术大为赞赏。李杲在山东寓居的十二年中，有六年是与元好问同处。总的看，他的青壮年时代，他的经历大体是在正定成了家，成名之后又在陕西、山西、河北、开封一带从事医学活动。《元史·李杲传》说他曾为京兆官王善甫和陕帅郭巨济治过病。在他本人的著作中几次提到凤翔之役，说明他曾经在陕行医。
（四）晚年著述
公元1244年以后，元代政局日渐稳定，李杲返回家乡河北真定，时年64岁。由于他素体脾胃虚弱，加之连年流离颠沛，所以身体状况很差。在《东垣试效方》中写道：“残躯六十有五，耳目半失于视听，百脉沸腾而烦心，身如众派漂流，瞑目则魂如浪去，神气衰于曩时”。又叙述自己注意养生，曾写“远欲”和“省言箴”以自勉，提出：“安于淡薄，少思寡欲，省语以养气，不妄作劳以养形，虚心以维神”。返回家乡之初，李东垣“神志既惰，懒于语言，但依蒲团，唤童烫酒，看万里水绡染就，”。后在范炼尊师的鼓励下，将在流寓期间写出的有关《内外伤辨惑论》的论文进行整理，终于完成。其论述重点在于内外伤在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方面的鉴别。其后，继续著述，先后著成了《医学发明》、《脾胃论》、《兰室秘藏》和部分论文及临床病例资料，后经其弟子整理为《东垣试效方》等书。
（五）授徒传业
李东垣还是医学教育家，砚坚在《东垣试效方》中的序文中说：“李君教人讲释经书之暇，每令熟读《本草》，川陵所产，治疗所主，气味之厚薄，补泻之轻重，根茎分用，华叶异宜，一一精究，初不以方示之。”在其弟子中，以王好古和罗天益最有名气。最初王好古与其同学于元素，后又以李杲为师。
据砚弥坚《东垣老人传》，李杲晚年返回河北后，“一日，谓友人周都运德父曰：‘吾老，欲遗传后世，其人奈何？’德父曰：‘廉台罗天益谦甫，性行敦朴，尝恨所业未精，有志于学。君欲传道，斯其可也’”。于是，在周氏的引见下，罗天益拜李杲为师。罗氏也是河北真定人，其拜师之时曾向东垣上一书面文表陈请，文中表达了李对李杲的仰慕之情，以及期待能被收纳为弟子的迫切愿望，情真意挚，措词恳切。而李杲见到罗天益后，首先就问：“汝来学觅钱医乎？学传道医乎？”谦甫答曰：“亦传道耳”。于是李杲收其为徒，并供给其饮食。三年之后，李杲“嘉其久而不倦也，予之白金二十两，曰‘吾知汝活计甚难，恐汝动心，半途而止，可以此给妻子’。谦甫力辞不受。君曰：‘吾大者不异，何吝乎细？汝勿复辞，君所期者可知矣！”王博文在《东垣试效方》的序文中论及东垣的教学路数：“其法大概有四：曰明经、别脉、识证、处方”。“每治人之疾，先诊其脉，既别脉矣，必断之曰此药证也，则又历谓其《难》、《素》之者，以明其证之无差，然后执笔处方，以命其药味”。正是由于李杲一面精心教授，另一方面在生活上给天益以帮助，使其能随李杲学习十余年，尽得其传。公元1251年2月25日，李东垣以72岁之龄因病去世。临终前将平日所著之书稿及论文及病案等整理为“卷帙”，以类相从，列于案几之前，嘱谦甫曰：“此书付汝，非为李明之、罗谦甫，盖为天下后世，慎勿湮没，推而行之”。对李杲的重托，罗氏谨记于心，据《东垣老人传》记载“君殁迄今十有七年，谦甫言犹在耳、念之益新”。罗天益在李杲死后三十年，仍祠奉如平生。并且在任太医期间，先整理出版了《兰室秘藏》，之后又以《兰室秘藏》为基础，将李杲的部分论文、病案等资料补入，整理为《东垣试效方》。
（六）原籍和墓地
关于李杲的原籍，公认为河北真定（今正定）人。真定有真定府和真定县，真定府在汉武帝元鼎四年设真定国，晋为常山郡，北周置恒州，唐代为镇州。《元史·李杲传》以此称他是“镇人”。但在今陕西省黄陵县阿党乡阿党村，原有李杲的坟墓、墓碑。其村人以李姓为多，自称为李杲之后人。最初于50年代末有人发现了上述情况，并见有李东垣墓碑。后到70年代初宋大仁先生曾去调查，核实了上述情况。因而，关于李杲之原籍问题，引起了医史学界的争议。
主要有三种看法，其一，认为李东垣为河北真定人；其二，认为李东垣为陕西黄陵人，青年时在河北学医并在真定安家，又在陕西、山西、河北、开封一带有过医疗活动，死后埋于黄陵祖坟；其三，为河北人，曾流寓陕西黄陵。
东垣死后葬在陕西黄陵祖坟。据陕西《中部县志·卷十九人物志》记载：“元……李杲，字东垣，坊州人。举明经不仕，精岐黄，活人甚众，著有《东垣十书》行于世，学者称东垣先生。”清道光二十年，中部县知事李登蚩发起，重建李氏祖先墓碑，其中包括李元帅安答儿及其四世孙李东垣与七世孙李西垣之墓，并立有墓碑。又据《中部县志·卷二十宗教祠墓志》记载：“李元帅明定答儿墓在县东北四十里阿当寨有碑。李明之杲墓，杲字东垣，安答儿孙，附葬阿当寨。”⑨
从现存陕西黄陵县阿党村遗存的材料看，在清代时尚有李氏家庭之墓群，至1967年墓碑被砸，其墓地面朝南，正中为李氏之祖李明安答儿之墓，左侧为四世李东垣之墓，右侧为七世李西垣之墓，其余则在外围。墓前正中有石香案，石案前左右方各一华表。上联为“建元戎之勋护国保民声名播东西南北”，是说其先祖，下联称颂东垣：“精岐黄之业起死回生德泽披士庶君臣”。据资料记载李氏之祖晚年奉命镇守边关陕西，防西夏入侵。在现今之黄陵县戍边。其先祖李明安答儿有子六人，二子留在河南，四子随其北上陕北，死后均葬在阿党村。由是可以判定，李杲出生在河北，也死于河北，因其四世祖曾在陕西为官，并葬于其地，清所建之李东垣墓是为纪念李氏家族中有贡献者而立，陕西之墓并非李东垣真正墓地。
三、著作
李东垣的著作很多，现在流传署李杲或李东垣之名的书籍有《脉诀指掌病式图说》、《东垣脉诀》、《食物本草》、《珍珠囊指掌补遗药性赋》、《东垣试效方》、《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医学发明》、《兰室秘藏》、《活法机要》等十余种称“东垣十书”。其中确为李东垣所著并集中反映其学术思想的有六部，即《内外伤辨惑论》、《医学发明》、《脾胃论》、《兰室秘藏》、《东垣试效方》和《伤寒会要》六部。六部书中，四部由李杲亲自完成，有二部则经罗天益整理后成书。
（一）《内外伤辨惑论》
本书于1247年撰成，时东垣年已68岁。全书3卷，凡26论。公元1232年，李东垣客居京师汴梁（今开封），亲眼所见战乱围困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⑩李杲认为。此时之病者，多由战乱精神刺激、饮食劳役损伤脾胃而致，属内伤之证，当以补中益气为首务。而当时医者，却混然对此无正确认识，默守治疗外感、实证之法，“有以巴豆推之者，有以承气汤下之者，俄而变结胸发黄，又以陷胸汤丸及茵陈汤下之，无不死者。”东垣回忆了早年在金宣宗贞祐和兴定年间（公元1214—1227年）东平（今山东）、太原（今山西）、凤翔（今陕西）等战乱后的情况亦是如此，深感“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及”，于是“以平生已试之效，著《内外伤辨惑论》一篇，推明前哲之余论，历举近世之变故”，其著书之目的，在于使后之医者，明内外伤证治不同之理，以免调治失宜之误。
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有内外伤十三辨，系统论述了内伤与外感二者证候之殊，治法之异，十三辨中又以“辨阴证阳证”为总纲。中卷有“饮食劳倦论”、“四时用药加减法”、“暑伤胃气论”、“肺之脾胃虚方”、“肾之脾胃虚方”等五论，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内伤脾胃的病因、病机及治疗，列方24首。下卷着重论述内伤饮食的治法，有“辨内伤饮食用药所宜所禁”、“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分而治之”、“论酒客病”、“临病制方”、“随时用药”、“吐法宜辨上部有脉下部无脉”等论述，列枳术丸、木香枳实丸等行气导滞之方23首，并载“重明木郁则达之之理”和“说病形有余不足当补当泻之理”两篇医论，主要论述了内伤脾胃在治疗上的特殊性及所宜所禁。此书在中医理论及临床诊断、治疗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提出了在脏腑关系中独重脾胃的观点，为其著名著作《脾胃论》中“内伤脾胃学说”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开补土派之先河。又在治疗学上，创立了“甘温除大热”的治疗方法和以补中益气汤为首的诸多方剂；指出了汗、吐、下三法在内伤证治疗中的特殊性，阐述了“四时用药”、“随时用药”等有关时间治疗学方面的内容。传世的主要版本有：元刻本，明代万历间刻本，明代梅南书屋刻本，明刻小字本，《四库全书》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东京聿修堂刻医学丛书本，清代翻刻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朱文震校刊医统正脉全书本，文奎堂刻东垣十书之单行本，坊刻本，庐江刘氏远碧楼兰格抄本，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二）《医学发明》
该书是东垣著后其弟子罗天益为之刊行的，成书时间是东垣从大梁返乡以后，“因悯世医背本趋末，舛错莫省，遂著是书，庶释其疑”。推算时间，当在《内外伤辨惑论》之后。初刊于元代延祐二年（1315年）。罗氏认为“会众流而归源，实不外此篇”，故名《医学发明》。全书一卷，每篇以经文为标题，证明出处，而后发挥经义，探本求源，加以论证，附以治方72首。以医论与方论相结合的形式，阐发内科杂病的治疗方法。该书结合临床，切合实用，是东垣书中别具一格的著作。主要版本有：明代万历间刻本，明刻本，明抄本，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另外，还可见于《济生拔粹》、《古今医统正脉全书》等书，还曾被误为朱震亨所撰，故也见于《丹溪心法》等书中。
（三）《脾胃论》
本书大约完成于1249年，李杲在前两书完成后，又继续撰写了《脾胃论》，经两年时间完成，后经罗天益交刘因检校后付刊。
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七论，中卷十二论，下卷十五论，计三十四论。全书以《内经》为理论依据，旁及仲景、孙思邈、钱乙等医家有关论述。共创立方剂63首，其中未见于《内外伤辨惑论》的45首。后附“脾胃将理法”、“摄养”、“远欲”、“省言箴”四论。上卷七论，为《脾胃论》的基本部分。每论均首列《内经》原文，而后说明本人观点。全卷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脾胃的生理功能、表里关系、理虚实传变、气火关系失调及治疗上升降浮沉补泻方法。中卷十二论，主要阐述了在“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之后，对各病证的证治原则及方法。如“气运衰旺图说”将内伤证用图解的方法表达，归纳了脾胃与其它四脏的病关系及两补两泻的治疗大法，进一步明确了甘温补中升阳配甘寒泻火的甘温除大热治疗原则。上卷诸篇，或对上中二卷的重点部分进一步发挥，或对其论述不足部分进行补充。后附四篇，既是病时的饮食调理宜忌，也可作为平人日常调理方法，是李杲数十年行医及养生的经验结晶。
《脾胃论》是东垣的代表作，较系统、深刻地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标志着脾胃学说的创立，为补土派的学术之源。从而丰富了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内容，开辟了中医认识、治疗疾病的新途径，活跃了金元时期的学术气氛，在促进医学理论思维的提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书进一步发挥了仲景关于内伤杂病的证治理论，补充了仲景对内伤证在论治上的不足。因此，已故现代医家岳美中曾评价说：“自仲景后，医学创造的传依寄托，前不属葛洪、孙思邈，后不属张景岳、喻嘉言，具备体察入微的，舍李东垣又是谁呢”。主要版本有：明代嘉靖梅南书屋刻本，明代万历间刻本，明刻本，明刊后印本，清初刻本，《四库全书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刻本、钞本，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医统正脉》的影印本等。另外，还可见于《济生拔粹》、《东垣十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丛书集成》等书中。
（四）《兰室秘藏》
本书可谓集东垣学说之大成。其内容出自李东垣，经罗天益整理成书。李杲在完成上述三书后。取《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藏诸灵兰之室”之义，名之为《兰室秘藏》。书成之后，未及刊行即病逝。二十五年后，即至元十三年丙子（公元1276年），由其弟子罗天益交付刊行。从本书的条理性、文笔以及书中屡有“先师”之字样来看，是经过罗氏系统整理的。书前并有罗天益序，曰：“《兰室秘藏》六卷，吾师李东垣先生所辑也。”
书共分六卷，共二十一门，以疾病为纲，先论后方，间有治验。阐述脾胃学说在临床各科的具体运用。全书涉及内、外、妇、儿、眼耳鼻、口齿咽喉各科。其中又以内科疾病所占篇幅最大，对饮食劳倦、中满腹胀、心腹痞、胃脘痛、酒客病、消渴、头痛、呕吐、衄血吐血、腰痛、大便结燥、小便淋闭、痔漏、阳萎阴汗、泻痢、自汗等十六种常见内科疾病，分别各立一门，对于难以归类之证，列入杂病门。外科有疮疡门。妇科有妇人门，门下有三论，分别阐述了经闭、经漏、早产误用寒凉药之病理和治疗。小儿门则以惊风和斑疹这两种常见病为重点。五官科疾病则分别列有眼耳鼻门和口齿咽喉门。可以说，是李东垣的一部临床实验录，也是脾胃学说在理论上之所以成立的临床基础。全书共载二百八十余方，其中绝大部分为自制方。其方剂君臣佐使，相制相用，条理井然。非常注意依病情之出入而加减用药。如补中益气汤、升阳散火汤等著名方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兰室秘藏》说：“杲此书所制诸方，动至一、二十味，而君臣佐使，相制相用，条理井然，他人罕能效之者。”主要版本有：元刻本，明刻本，文奎堂刊东垣十书单行本，明代梅南书屋刊本，《四库全书》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清抄本，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等。另外，还可见于《济生拔粹》、《古今医统正脉全书》、《丛书集成》等书中。
（五）《东垣试效方》
《东垣试效方》9卷，是其弟子罗天益在《兰室秘藏》的基础上，结合李杲临终前交予他的病案及方剂方面的资料，以方剂为主要内容汇编而成。完成于1266年。《东垣试效方·王博文序》中称：“太医罗君谦夫，从先生有年，其平生之学，亦为当世闻人。今将方分为九卷，授梓以传”。故罗天益老家《藁城县志》有：“罗谦甫之试效方”的说法，有的版本则直接题为罗天益撰。据《郑堂读书记》云：“谦甫为东垣弟子，编录其师之方成帙，故亦可以题其所撰”。原书中，屡有“先师曰”之字样，因此，可以认为本书为天益辑东垣之论而成。内容简介：全书24门。除卷第一药象门为理论外，其余各门以内、外、妇、儿、五官而分，各门下先论后方。其内容大部分与《兰室秘藏》相同。不过在前书基础上增加了部分方剂和验案。共医方240首，又有医案医话20余则。故其书名题为方书。本书虽经罗天益之后汇编而成，但其内容出自李杲，因此，大体上反映了东垣学术思想。此书传本甚少，现存明刊倪维德校订本及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
（六）《伤寒会要》
据《金史·艺文志补录》所载，东垣的著作还有《伤寒会要》。此书是东垣晚年的著作，现已亡佚。是书还有他的好友元好问在1238年为书写的序，在《元遗山先生文集》中保留下来，序中说：“大概其学如伤寒、气疽、眼目病危尤长，伤寒则著《会要》三十余万眼”。由此可知，东垣在伤寒之学方面也有其专长，并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议论，在王好古《此事难知》中保存一些，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尤赖《此事难知》以存其一二”。此外，东垣还著有《伤寒治法举要》，也亡佚。从清代汪琥之《伤寒论辨证广注》的引介得知，东垣在书中举列32条治法，例如，东垣治外感用羌活冲和汤，挟内伤用补中益气汤，如是外感风寒又内伤元气者用溷淆补中汤，即补中益气汤加藁本、羌活、防风、苍术。对这种内外两感之证，东垣还用套路为治，先以冲和汤发散，然后用参芪甘草三味补中汤。从这两部伤寒著作可知，东垣也系伤寒大家。
四、学术源流
李东垣学术思想之产生，正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以自身的实践在前代中医学成就的基础上完成的。
（一）学术契因
战乱多病与时医误治是东垣学说产生的契因。李杲所处之历史时代，正值金元混战，兵祸连绵，尤其是蒙古攻金时，民众精神忧恐，饮食饥饱失常，劳役过度，致病患率明显增高。由于战事频繁，以至田地荒芜，灾害不断，人民流亡，死尸遍地，常常是百余里内“草莽弥望，狐兔出没”。随着战争饥荒而来的是疫疠流行，金代贞祐元年（公元1213年）九月，蒙古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人民死亡有百余万人。公元1232年（天兴元年）汴京大疫凡50日，死亡的人数更多。据李杲亲眼所见，大梁（即河南开封）兵困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如此之多的患病人数，为李杲提供了临床实践的机会，并行以直接搜集到大量临床资料。而当时之医者，多不能辨病识证，或以外感风寒处之，套用仲景发表之方，或按实证、热证泛用河间寒凉之药。误治而伤人者甚多。如此严重之情况，迫切需要中医学者从新的角度去探讨疾病的成因，寻找正确的治疗方法。东垣重视脾胃及补益的学说，正是在这种时代需要下应运而生的。
哲学思想的影响是东垣学说产生的思想基础。任何自然科学的进步，都是在一定哲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李杲之学术思想，特别是其创新之处，皆可溯因于当时哲学思潮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的气论在宋代又有所发展，张载的气一元论的朱熹的气化论等都为医学提供了理论依据，李东垣吸收了这些新思想，提出了“火与元气不两立”之理论，这也为甘温除大热提供了治法的依据。宋代理学家首开辨异发挥之学风，宋初学人即大破汉唐传注，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刘敞作《七经小传》首开疑经之风，继后欧阳修著《易童子间》首次提出《系辞》非孔子所作，又司马光质难《孟子》、王安石讥《春秋》郑樵疑《诗序》、至朱熹则批孟子井田说、驳古文《尚书》、疑《诗序》和《左传》，把疑经之风推向极致。诚如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所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又有王安石倡“三不畏”之论，言“祖宗之法不可守”，敢于批驳泥古，突破前人。以致“诸儒各争门户，垂数百处”。儒学之风，浸及医学，思想意识的突破，学人才敢于创新，故《四库全书提要》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如刘完素说：“若专轨旧本，以为往古圣贤之书，而不可改易者，信则信矣，终未免一隅。”（《素问玄机原病式·序》），张子和则言：“岂可废后世之法而远古。”东垣的业师张元素则说：“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在此等情势下，李东垣论曰：“圣人立法，虽布方策，其不尽者，可以意求，”又说：“治法已试验者，学者当以意求其的，触类而长之，则不可胜用矣。”
东垣学说的产生，除上述因素之外，还与气象因素有关。如清代王朴庄、陆九芝等人，他们认为，李东垣、王好古生于宋宁宗嘉泰四年至理宗景定四年（公元1204—1263年），总括60年的“大运气“是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故主温补。（见《世补斋医书》卷1）这种诠释被称为“运气说”，也有一定道理。
（二）理论渊源
东垣诸学说之形成，不是孤立的。在理论渊源上，主要有5个方面：
一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东垣学说的主要渊源。李杲学医之始，即对《内经》有较深刻的理解。由李氏所创立的内伤脾胃论及其与之相关的阴火学说、内外伤辨惑论等，都是以《内经》为理论渊源的，在其著作中，每论必引《内经》原文为依据。如《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中，有脾胃受病的四种原因，每一原因都是从《素问》、《灵枢》中引申而来的；再如关于内伤学说的理论，也是以《素问·调经论篇》“阴虚内热”的论述为依据，进而阐明了脾胃中谷气不盛，以至元气虚亏，阴火得以侵害脾胃而患内伤诸证这一机理。不仅在理论上，在临床诊治过程中，李杲也是在诊察辨证之后，“则又历谓其难素诸经之旨，以明其证之无差，然后执笔处方”。东垣之“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一语，已为医家之箴言隽语，此句承启于《素问·至真要大论》“湿淫所胜”句下王冰的注文：“治湿之开门见山，不下小便，非其治也。”由12字凝炼为10字，得以广传。这也表明东垣对《内经》注家的研究与发挥。由此可见，《内经》是李杲诸学说之创立及“诸所诊治，坦然不惑”的理论基础
二是仲景说。仲景以外感伤寒辨证著称，李杲以论治内伤而闻名，但对伤寒之学不仅功底深厚也有创新，仲景学说与东垣学说却有着内在的渊源关系。例如东垣创立的补中益气法即是《伤寒论》建中法的发展。在仲景学说中，对于脾胃已经予以了一定的重视。李杲独具慧眼，在大量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充分理解了仲景对《内经》“四季脾旺不受邪”等有关脾胃的发挥，明确了仲景在理中汤、吴茱萸汤、茯苓四逆汤、黄连汤、炙甘草汤等方剂中使用人参、白术的旨意所在，进一步从脾胃的角度探其内蕴，从而创立了新的学说。如《脾胃论》卷上，在较全面阐述了脾胃生理、病理之后，于卷末专门列有“仲景引内经所说脾胃”一篇，篇中除引《内经》原文，并加以发挥外，又旁引仲景有关论述以资印证。又如东垣重视气机升降，常以升、柴、苓、泽为升降之药，也是源于对仲景用葛根、柴胡、五苓升降之意的理解。对此，清·周学海在读《医学发明》之后称道：“观东垣《脾胃论》升沉补泻图，以犯酉为道路，而归于苍天之气。考其所订诸方，用升、柴、苓、泽等法，实即发源于长沙论中葛根、柴胡、五苓之意，引而伸之，所谓升之九天之上，降之九地之下。加内伤、外感殊科，而于气之升降出入，则无以异耳。” 张仲景是最早运用套路的，东垣也用套路且更为精要。汪琥在《伤寒论辨证广註》中归纳了东垣《伤寒论治法举要》中一共三十二条的要点及套路，指出其要点是“冲和”二字，仅以三方就通治外感。套路是：“治外感羌活冲和汤，挾内伤补中益气汤，如外感风寒内伤元气，是内外两感证，宜用混淆补中汤，即补中益气汤加蒿本、羌活、防风、苍术也。又一法，先以冲和汤发散，后以参芪甘草三味补中汤济之。”
三是钱乙、朱肱等医家学术观点对东垣的启发。宋代以前之医著，从《内经》以降，都强调阳气的主导作用，《内经》讲“阳予之正”，《伤寒论》以温阳救逆为治危证之要。魏晋南北朝之方书，也承袭此等医学思想，如名方温胆汤之立方原意是“寒则应腑”。唐代孙思邈之《千金方》是由加入凉药之葳蕤汤。到宋代用凉药者渐多，已形成温阳派与养阴派之对峙。养阴派代表人物是钱乙。东垣阴火的标举，即启迪于钱乙的滋阴。钱乙为宋代著名儿科专家，重视脾胃的升降功能见长，其治脾病注重升举清阳，治胃病重视沉降逆气。东垣在从师学医过程中，受元素的影响，对钱氏之学极为重视，认为在从脾胃角度灵活用药上，“钱仲阳医小儿深得此理”11。因此，在其学说的临床运用中，屡以钱乙之方为据。如以钱氏七味白术散治胃中元气虚少、不能食而大渴者，久痢后虚热而渴等证。世人皆说“内伤法东垣”，这掩盖了一代大师医术的全面性。从《伤寒会要》在王好古《此事难知》的残存内容和元好问的《序》中，得知他在治疗伤寒方面还曾问学于朱肱，故能“论证设方，其应如响”，时称“神医”。除此之外，李杲亦从王叔和、孙思邈等人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精华，融入本人的学说之中，作为理论依据。如以王叔和《脉经》有关论述为为据，说明消中证、妇人血枯证之机理；运用孙思邈五皮散治疗浮肿、生姜治诸呕等经验于临床；孙氏关于“夏月常服五味子”的说法，曾给东垣以启迪。他在《在东垣试效方》中言道“圣人立法，夏月宜补者，补天真元气夏食寒是也，故以人参甘补气；麦门冬苦寒泻热，补水之源；五味子之酸，清肃燥金，曰生脉散。孙真人云：五月常服五味子，以补五脏之气，亦此意也。”
四是师承张元素。东垣学说是从其师元素所创立的易水学派中发展而来的。张元素“古今异轨”的革新思想、对《内经》的理解、脏腑辨证说的建立以及临床常用方药，都是东垣学说得以形成的直接源。脏腑辨证说是张元素的主要理论建树之一。它是在《内经》、《中藏经》、《千金要方》及《小儿药证直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内容上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主，尤其重于对脏腑虚损病机的探讨，其中对脾胃的生理、病理已有一定的注意。如张元素在所著《医学启源》中说“胃者，人之根本，胃气壮，则五脏六腑皆壮。”张氏对胃十分重视，对脾之病理及诊治，张氏也非常注意，他在脾之寒热虚实辨证之后特别指出：“临病之时，切要（明）察脉证，然后投药，此脾脏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也。”东垣制方用药也承继张元素之学，明·赵献可认为：“谓洁古枳术一方，启东垣末年之悟，补中益气，自此始也。”12据《内外伤辨惑论》记载：“易水张先生尝戒不可用峻利食药，食药下咽，未至药丸施化，其标皮之力始开，便言空快也，所伤之物已去，若更待一两时辰许，药尽化开，其峻利药必有情性，病去之后，脾胃安得不损乎？脾胃既损，是真气元气败坏，促人寿”。张元素更重视足少阳胆，认为“胃气、谷气、元气，皆胆上升之气一也，异名虽多，止是胃气上升者也……其主意用此一味为引用，可谓远识深虑，合于道者。”正是继承了这种理念，李杲才选升麻、柴胡等入少阳经之品为升举中气之引经药，进而创立了以补中益气汤为典型方剂的补中益气法。在用药方面，元素善用白术，认为白术是调理脾胃及治疗与脾胃有关的多种疾病的有效药物。他说：“白术，气湿味甘，能除湿益燥，和中益气，利腰脐间血，除胃中热……其用有九：温中一也；去脾胃中湿二也；除脾热三也；强脾胃、进饮食四也；和脾胃、生津液五也；去肌热六也；治四肢困倦，目水欲开，怠惰嗜卧、不思饮食七也；止渴八也；安胎九也。”这就为东垣用白术除胃中热立甘温除热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五是对河间学派理论的吸收。河间学派与补土学派同出于河北，在东垣学说产生之时，火热论已盛行多时。东垣学说中，也渗入了火热论的思想。如河间主张六气皆能化火，从火郁的病机论治热病，以推陈致新治热病，创立了“理论——机要的论治范式；而李杲则认为内伤脾胃则化生阴火，从调理脾胃，甘温除热入手，也是以病机论治东垣“阴火”之名，系与河间之“阳火”相对指。再如河间善用凉剂，意在降心火以滋肾水，常用苦寒之药；而李杲甘温泻火的同时，也配以甘寒泻火之品。至于黄芩、黄连、黄柏等药，李杲也是当用则用，在其全部处方中占极大比例，可以认为，东垣学说在创立过程中，也不经意地完善了火热论的内容，同时，火热论的从病机论治范式也明显地渗入到了东垣学说之中。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东垣之学术中有河间学派之成分。他们共同打造了一个“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的局面。
除上述诸方面之外，李东垣所读之书，尚有《周礼》、《易经》、《外台秘要》、《和剂局方》、《本草经集注》、《脉诀》等等，在其著作中也偶有引用。如以八卦阴阳天地互根之理，说明脏腑之间阴泽阳泻的相互转化关系；以阳气生于地，说明人身六腑之气根于胃土之中等等。总之东垣学说的学术，正是从《内经》、仲景学说、张元素医学传承而来，又吸收了河间等学派的理论，从而构建了自己的学术体系。
五、理论建树和临床
李杲在学术理论上颇多创见，其所创立的“补土派”为金元四大学派之一。他在中医理论方面提出的创造性论点主要有：内外伤辨惑论、内伤脾胃论及与之相关的阴火学说等等。这些论点的提出都对中医学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中医理论中占据一定位置。
（一）内伤外感之辨
这是李杲最早提出的理论，也是其它诸论点的基础。其中心思想是：“外感发热为有余，有余当泻；内伤发热为不足，不足当补”。
1．理论的提出
在《内外伤辨惑论》书中提出了这一研究论题，是李杲在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首先提出、并予以论述的。
东汉·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其中对外感病的论述，使中医外感病证治形成了系统理论。其后直至唐代，孙思邈将许多杂证概括于脏腑虚实寒热之中，并搜集了大量方剂，为中医临床做出一定贡献，但在理论和实践上还没有达到飞跃性突破。医学发展到金元时期，刘完素、张元素等医家，也均未注意到内伤与外感鉴别的问题，对内伤的临床治疗方法及理论阐述均未见有实质性突破。而由于金元时期战乱等因素，内伤病骤然增多，医者又每每误治伤人。东垣注意到内伤证研究的不足，以及在内外伤鉴别上的忽视，从而提出了内外伤辨惑之论。
2．内外伤辨惑的主要内容
内外伤辨惑的主要内容，见于李杲之第一部著作《内外伤辨惑论》之卷上。书中从病因、病理、临床表现、治疗用药等方面分为十三辨进行了论证，他说：“外感则人迎脉大，内伤则气口脉大；外感恶寒虽近烈火不除，内伤恶寒得温暖即解；外感鼻息不利，内伤口不知味；外感邪气有余，故发言壮厉，内伤元气不足，故出言懒怯；外感头痛常痛不休，内伤头痛时作时止；外感手背热，内伤手心热。”其中以辨阴证阳证为纲，后附十二论为目。
（1）辨阴证阳证
此阴证、阳证，在概念上与伤寒阴证、阳证有着本质的不同。仲景之阴证、阳证，依六经而分。阴证，指三阴证，即病在太阴、少阴、厥阴；阳证，指三阳证，即病在太阳、阳明、少阳。而李东垣之阴证，是以《内经》“病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住、阴阳喜怒”为依据，按内伤与外感之不同而划分的。阴证，指内伤诸证，由饮食劳役、内伤七情所致。病生于内，故称之“阴证”。阳证，指外感诸证，由外感六淫所伤，故称阳证。因此，辨阴证阳证，就是辨内伤证与外感证。东垣认为：外感证病因在于六淫之邪，其中主要是风寒二邪，肝主风，肾主寒，故风寒之邪从上受之，系在下焦，又由于肝主筋，肾主骨故处感风寒之主要症状是筋骨疼痛。他在《内外伤辨惑论》中“按《阴阳应象大论》云：“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风从受之，风伤筋，寒伤骨，盖有形质之物受病也。系在下焦，肝肾是也。《难经解》云：肝肾之气已绝于内，以其肝主筋，肾主骨，故风邪感则筋骨痛。筋骨之绝，则肝肾之本亦绝矣，乃有余之证也。”
而内伤之病因在于饮食劳倦与七情。其首先伤及脾胃，使脾胃之气不足，一方面脾气不足，反陷于下，湿自下生而阴火逆上；另一方面脾气不足，元气不生，上焦心肺无以滋养，心主血，血养神故心之气血不足则神无所依；肺主卫，卫护周身，故肺气虚则荣卫失守，所以内伤脾胃，湿从下受之，系在上焦。
在治疗上，外感与内伤有补泻之不同。“概其外伤风寒六淫之邪，皆有余之病，当泻不当补，饮食失节，中气不足之病，当补不当泻。”李杲辨阴证阳证，是针对当时内伤阴证作为外感阳证施治的错误倾向，辨明内伤不可误作外感。因此，其论述重点在于内伤阴证。在本辨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之处。第一，在对阴证病因、病机的认识上，他认为内伤诸证，是由饮食劳倦等外在病因与中气不足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在内伤与外感的症状鉴别上，他首次提出内伤也可有恶风寒，并从脾胃的角度对其症状机理予以了新的阐述。他认为：“内伤恶风寒，是荣卫失守，皮肤间无阳以滋养，不能任风寒也”，而荣卫之所的失守，关键在于脾胃内伤“胃气不升，元气不升，无滋养心肺。”第三，他提出鉴别内伤阴证与外感阳证的一系列依据，并从脾胃的角度对内伤的病因、病机予以阐述，这是重大的突破。
（2）辨脉
仲景有人迎脉大于气口为外感，反之则为内伤之论。李杲吸收了古人这一观点，但同时又认为仅依此来诊断是很不够的，因此，他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又从左右手阴阳循行、内涉脏腑、病情轻重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首先，在部位上，以上下言之，则人迎脉多反映外感证，而气口脉多反映内伤证。其次，在脉之形态上，外感证多为风寒之邪所致。故一般脉显浮紧。又因感邪性质、深浅不同而有不同变化。常见的有：“外感寒邪则左寸人迎脉浮紧，按之洪大紧急甚于弦。”；“按之洪大而有力，中见手少阴心火之脉。”；“若外感风邪，则人迎脉缓，而大于气口一倍或二倍、三倍。”而内伤不足之证，在右寸气口大于人迎的基础上，又因致病原因不同、病情轻重不同、内伤脏腑不同，而显示不同的病理变化；“内伤饮食，则右寸气口脉大于人迎一倍；伤之重者，过在少阴则两倍，太阴则三倍。”；“气口脉急大涩数，时一代而涩也。”其机理在于“若饮食不节，劳役过甚，则心脉变见于气口，是心火刑肺，其肝木挟心火之势亦来薄肺” ；若内伤饮食而劳役不甚者，“唯右关脾脉大而数，谓独大于五脉，数中显缓，时一代也”；若内伤饮食，又加之寒温失所，“则先右关胃脉损弱，甚则隐而不见唯内显脾脉之大数、微缓、时一代也”；“宿食不消，则独右关脉而滑”。
由以上可以看出，在内外伤鉴别之脉诊上，李杲有所发现和创新，其中尤其是对内伤脉象的看法，有独到之处。总之有如下规律：内伤证气口脉大于人迎，伤之越重，大之越甚；损及其它脏腑则出现其脏腑相应的病理脉象，如伤及心则洪数，伤及肺则涩，伤及肝则急，伤及元气则代等等。
（3）辨寒热
外感证以寒热、头痛、筋骨疼痛为典型特异性症状，这是《内经》、《伤寒论》以降的传统认识。李杲在其大量实践基础上，根据本人所诊治的情况，提出内伤证“与太阳表证微有相似”，“俱有寒热”，而“举世尽将内伤饮食失节、劳役不足之病作外伤寒邪表实之证，反泻其表，枉死者岂胜言哉！皆由不别其寒热耳”。因此有鉴别之必要。
李杲对内伤之寒热的鉴别，大体包括症状鉴别和病因、病机分析两方面。第一，症状鉴别，他着重强调从发热时间、发热特点，有无恶寒和汗出情况等四方面来分辨外感与内伤的寒热。第二，病机分析，对外感寒热，李杲承袭了仲景观点，“以寒邪乘之，郁遏阳分，阳不得伸，故发热也”。而内伤寒热的病机是分析重点。他认为，其关键在于脾胃不足，生理上，“若胃气平常，饮食入胃，其荣气上行，以舒于心肺，以滋养上焦之皮肤腠理之元气也”。内伤证恶寒之机理在于：脾胃不足“其心肺无所禀受，皮肤间无阳，失其荣卫之外护，故阳分皮毛之间虚弱”，所以出现恶风寒之表现。虽恶风寒，“但见风见寒，或居阴寒处、无日阳处，便恶之也”。由于此卫阳亏虚是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存在的，因此这种恶寒的特点也就“常常有之，无间断者也”，只有得衣被温暖以助卫阳固皮肤时，才可自然缓解。内伤证发热之机在于：脾胃不足，其气下流于肾，“肾间受脾胃下流之湿气，团塞其下，致阴火上冲”。因此这种发热的特点是不在皮表，而是“其燥热发于肾间”，热极时也可能汗出，寒热可因之而暂时缓解，但并非痊愈。
在论述内伤发热病机的过程中，李杲提出了具有特定含义的“阴火”问题。正是由于“阴火”的产生，才出现了内伤发热的症状。在本论之后，李杲各著作中，都散在地提到了“阴火”，郅成了著名的“阴火学说”。
（4）辨外感风邪与内伤
在辨脉、辨寒热中，东垣侧重于伤寒表实证与内伤之鉴别。而临床外感风邪与内伤有更多的相似症状。“若不将两证重别分解，犹恐将内伤不足之证误作有余外感风邪”，因此，他特将外感风邪与内伤进行了鉴别。东垣认为：外感风邪与内伤均有恶风、自汗、头痛、鼻流清涕症状，但由于“外感风邪乃有余证也”，“内伤饮食不节、劳役所伤皆不足病也”，因此临床是可以辨别的，“细分之，特异耳”。东垣从有无表证、呼吸、语言、饮食、二便、筋骨四肢及其他症状的比较来鉴别外感风邪与内伤的区别，值得提及的是他所论之外感证，也只是指外感实证，诚如其本人所云：“乃有余证也”。
（5）辨手心手背
辨手足温凉，以诊断疾病，预测病情自《内经》、《伤寒论》就已有辨手足温凉的记载。《灵枢·论疾诊尺》中有“大便赤瓣飧泄，脉小者，手足寒，难已；飧泄，脉小，手足温，泄易已。”《伤寒论·辨少阴病脉并治篇》亦有类似记载：“少阴病，恶寒、身踡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又“少阴病，下利、恶寒而踡卧、手足温者，可治。”都是依据手足温否来辨别阳气之盛衰。东垣在此基础上主张以手心手背温凉之不同，来诊断外感与内伤，提出“内伤及劳役饮食病，手心热，手背不热；外伤风寒则手背热，手心不热”。他认为，此辨是外感与内伤的最明显而易于掌握的指征。这一辨别方法，得到了后世的公认。
（6）辨口鼻
东垣认为：内伤饮食劳倦，首先犯于脾胃，脾胃开窍于口，故其病理直接表现于口，而外感风寒首先犯肺，肺开窍于鼻，故其病理最易表现于鼻。他说：“鼻者，肺之候，肺气通于天，外感风寒必鼻为之不利，口者，坤也，脾气通于口，饮食失节，劳役所伤，口不知谷味，亦不知五味。”这一点，在临床上，特别是外感初起时尤有意义。
（7）辨气少气盛
病之虚实，以正气之多少而定。外感有余，其气壅盛；内伤不足，其气必虚。因此气少气盛，可为鉴别外感与内伤之佐证之一。其气少气盛的鉴别，李杲也是从口鼻呼吸和语言的有力无力及音质着手论述的。其气少气盛，病机关键在于心肺之气有壅遏和受损之不同。“盖外伤风寒者，心肺元气初无减损，又添邪气助之”，故其气盛；而“内伤饮食劳役者，心肺之气先损，为热所伤，热既伤气”，故其气少。本辨实际上是对“辨口鼻”与“辨筋骨四肢”的补充和强调。单独提出此一辨，其目的在于强调心肺元气在外感与内伤发病中的作用。按照李杲脾胃学说的观点，此心肺元气，又依赖于脾胃之气的充养。
（8）辨头痛
东垣认为：由于外感风寒之邪，有“犯高之高者”的特点，而内伤发热又有“阴火上冲”，而燥热上彻头顶之病征，因此，不论外感与内伤，都常见有头痛，临床应予以鉴别。其鉴别要点，在于发作时间上。“内伤头痛有时而作，有时而止；外证头痛常常有之，直须传入里方罢。”
（9）辨筋骨四肢
根据《内经》“热伤气，寒伤形，热则骨消筋缓，寒则筋挛疼痛”的理论，东垣结合本人的临床经验，提出了内外伤在筋骨四肢上的不同病理表现。他认为，关键在于脾胃内伤。由于生理上，脾胃为生化之源，其化生精气，内养五脏，外主四肢。因此，一旦饮食劳倦内伤脾胃，则出现三方面的病理变化。其一，脾胃不足，四肢无以充养；其二，脾胃不足，心肺之元气无所滋助，致“心肺之气已绝于外”，营卫气血俱亏，不能正常充养四末；其三，“经云：热伤气。又云：热则骨消筋缓，”四肢“既为热所乘，无气以动”也就是阴火耗伤元气。这三方面，都导致筋骨四肢出现以怠惰无力为特征的病理表现。
（10）辨食欲
内外伤在食欲上的不同表现，在“辨口鼻”中已有涉及。由于李杲所论之内伤证，主要是指由内伤脾胃而导致的诸种证候，而观察食欲，可直接了解内在脾胃的功能情况。“只此一辨，是以分内外有余不足之证也”。食欲之病理表现，历来有能食、多食、不能食、恶食之分。能食为食欲正常或基本正常；多食为食欲超常，食量过多；不能食为不欲进食，但亦无明显厌恶之感；恶食则在是不能食的基础之上，又有恶闻食臭，口失五味等等。辨食欲在内伤外感之鉴别上有意义。
（11）辨渴
口渴与否，主要反映体内的津液情况。李杲认为，渴与不渴，不仅有内外伤之分，而且有新病久病之别：外感，三日内在表，不渴，三日外传里则渴；内伤，初病者渴，久病者不渴。其机理在于：风寒为阴之邪，外感初起，伤阳不伤阴，津液损，故不渴，如“三日以外，谷消水去，邪气传里，始有渴也”，盖必有邪郁化热，耗伤气津。而内伤证，“初劳役形质，饮食失节，伤之重者”，必致脾胃内伤，其气下陷，而阴火上冲，至心火旺，“以其心火炽上，克于肺金，故渴也”；而内伤病久，已入血分，则渴之症状得到缓解。后来他在《医学发明》一书中说：“内伤饮食失节，劳役久病者，必不渴，是邪气在血脉，中有余故也。”外感之渴与消渴之渴须明辨，对内伤久病不渴也有解释。
（12）辨表证虚实
东垣表虚证，指劳役所伤，皮表无阳以卫，所以与外感风寒表实之诈有性质的不同。首先，其病因、病机是“或因劳役动作，肾间阴火沸腾，事闲之际，或于阴凉处解脱衣裳，更有沐浴，于背阴处坐卧，其阴火下行，还归肾间，皮肤腠理，极虚无阳，但风来为寒凉所遏，表虚不任风寒。”再者，在表虚与表实诊断要点上，东垣提出：“请医者只于气少气盛上辨之”。具体气少气盛之观察项目，不外语音、呼吸等。论中，将劳役之后外感风寒之虚人外感证，归入了内伤范围。按一般看法，就虚实而言，“有表证之虚实，有气血之虚实，有脏腑之虚实，有阴阳之虚实”。而李杲本辨中的虚实之定，实际为今之说表证中的虚实。他认为虚人外感，有虚在先，而外感在后，故将其归入内伤，因而治法也异。
（13）辨劳役内热与阳明中热
本辨中的劳役内热证，指：“乘天气大热之时，在于路途中劳役得之；或在田野劳作形得之；更或有身体薄弱，食少劳役过甚；劳有修善常斋之人，胃气久虚，而因劳役得之者。”东垣认为，劳役内热始受病时，与阳明中热有相似症状。“必肌体扪摸之壮热，必躁热闷乱，大恶热，渴而饮水，以劳役过甚之故，亦身疼痛。”其鉴别主要在气多气少与日晡时发热变化：阳明中热，语声有力，大热大渴，烦闷不止；劳役内热，气短上喘，逢阳明日晡得时之际，病热见轻。此种热由劳役伤脾，元气不足，阴火上冲而致，故日晡之时，阳明主令，时气助胃气，使体内元气与阴火二者之不谐得到暂时缓解，故发热症状应时而减。而阳明中热证为阳明热盛所致，日晡之时，时气助热，故发热等症大辩论因之而加重。
以上内外伤十三辨，以首辨“辨阴证阳证”为总纲，从十二方面全面论述了内外伤之病因、病机、症状之不同。为中医学理论之完善，做出重要贡献。主要有三点：
第一，澄清了内外伤之鉴别问题。东垣内外伤辨惑论提出之后，对纠正当时医者泛用仲景外感之法与刘完素、张从正执意于祛火攻邪之时弊起到了矫偏的作用。使医者明了内外伤不同之理，不至于束手无策。
第二，提出了内伤病辨证论治体系。自仲景创立外感病辨证论治体系之后，虽有历代医家对内伤病诊治的临床经验积累，但均未提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李杲在内外伤辨别的同时，重点论述的是内伤的病因、病机及治则、制方用药等等，从而提出了系统的内伤病辨证体系，形成了中医完整的内外伤证治系统。
第三，为脾胃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内外伤辨惑论中，由于外感之证治理论有仲景之前识，故其重点在于内伤。而内伤之病因、病机，东垣认为，关键在于脾胃。由脾胃不足而导致各种复杂的内伤疾病。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之上，他创立了内伤脾胃学说。还有一点应该澄明，现代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在《中国医学史略》中认为：李东垣之内伤，就是当时医家所称之“新病”，即“鼠疫”。是“把鼠疫这一外感（传染病）误作内伤”13范氏对东垣称的“新病”包括“鼠疫”的判断堪为属实，但其外还有很多病属于内伤，值得重视的是李东垣把现代称之为“腺鼠疫”的病证，按内伤辨证论治，用所创的普济消毒饮和补中益气汤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这一点说明中医辨证论治和按病论治的不同。尽管当年朱震亨曾评论李东垣“误外感为内伤”，但如果按东垣的概念体系分析，还是与内伤相契合的，何况已经为实践所证实，并有普济消毒饮等名方传世。
（二）脾胃论
清代学者周之干（慎轩）在总括东垣脾胃论时，说东垣先生“凡病颠倒难明，必从脾胃调理。”又说：“东垣云：补肾不若补脾”。
内伤脾胃论，是李杲诸论的核心。本论主要见于《脾胃论》，书中脾胃的角度在生理、病理及治则用药等方面进行系统的阐述。其所提出的内伤脾胃观点至今在中医基础理论及临床上仍占据重要地位。
1．脾阴胃阳
东垣认为，脾与胃在生化水谷精微的过程中，有胃纳脾运之不同作用。这种不同，是由脏腑的阴阳性质所决定的。“胃者阳土也，主动而不息”，正由于胃的不断运动，才使水谷得以入纳，并加以腐熟，“脾者阴土也，至阴之气主静而不动”，因此，脾不是依靠机械运动，而是依靠脾气的气化功能，来完成对已经腐熟的“五谷”的“熏蒸”，使之化为精微，从而完成生化之源的生理功能。这里，虽然脾与胃各自发挥的作用不同，但又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一方面“阳气在于地下，乃能生化万物”“其胃不能独行津液”，“脾为胃行其津液，磨胃中之谷，主五味也”，另一方面，“脾为至阴，受胃之阳气能上升水谷之气于肺，上充皮毛，散于四脏”，“脾受胃禀，乃能熏蒸腐熟五谷者也”，“脾禀气于胃而浇灌四旁，营养气血者也”。在脾与胃的相互依赖关系中，东垣将胃置于主导位置，而脾居于辅助地位。他反复指出：“脾禀命于胃”。这种观点，是对《内经》胃从属于脾的突破。
2．脾胃为元气之本，升降之枢
《吴医汇讲》指出：“东垣治脾之法，莫精于升降”。东垣在继承《内经》、《难经》观点的基础上，在研究脾胃学说的过程中，把脾胃功能与元气直接联系起来，说“元气者，胃之别名”，发挥《内经》“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以脾胃为元气的物质之源，认为人体周身之气均靠胃气以滋养，赖胃气以化生。元气产生起源于先天父母，而滋养和补充在于后天脾胃。只有脾胃功能强健，元气才得以充足。他在《内外伤辨惑论》中也说：“真气，又名元气，乃身之精气，非胃气不能滋之。胃气者，谷气也，营气也，运气也，生气也，清气也，卫气也，阳气也，又天气、人气、地气，乃三焦之气。分而言之则异，其实一也”。“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在元气所居位置上，李杲在肯定《难经》元气系于命门，为肾间动气的基础上认为元气一经产生，即在胃气的滋养补充下，运行于周身脏腑经络，发挥其生理功能。他说：“胃之一腑病，则十二经元气皆不足也”。此语虽是对胃与元气病理状态的论述，但也可反证东垣在生理上关于胃气充养元气，而元气居于十二经的观点。这是对元气学说的一个发展。这些观点不仅是“火与元气不两立”的理论基础，而且成为后世中医临床“以后天补先天”的治疗思想的立论依据。
人体气机升降和顺应四时，是中医气化学说的重要内容。《素问·六微旨大论》指出：“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东垣肯定了前人的这些观点。对气的升降出入运动予以特别重视。他在《脾胃论》中，列“天地阴阳生杀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间论”和“阴阳升降论”，专门论述天人相应的气机运动规律及脾胃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他继承了乃师张元素学说，以春升、夏浮、秋降、冬沉和阴阳体用关系为理论依据，提出一年四时之中，以春为岁首，正月建寅，天地由寒转温，少阳升发之气始生，地气升浮，阳升阴长，草木破土而出，万物由萌牙而枝叶盛茂，联系到人体，则认为“万物之中，人一也”。因而也遵从气机升降和阴阳体用的规律。而脾胃在人体精气升降运动中起着关键作用。李东垣在具体阐述时说：“盖胃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而精气先输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养周身，乃清气为天者也。升已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浊阴为地者也”。在《阴阳升降论》中，又进一步根据天人相应观点，以易卦为依据，阐述了人体由脾胃所化生的营养精微在人体的升降出入运动。他说：自然界两仪生四象。“在人则清浊之气皆从脾胃出。营气营养周身，乃水谷之气味化生也，清阳为天，清中清者，清肺以助天真，清阳出上窍，清中浊者，荣华腠理，清阳发腠理，清阳实四肢。浊阴为地。浊中清者营养于神，浊阴出下窍，浊中浊者，坚骨强髓。清阳走五脏，浊阴归六腑”。下久不升，升久不降，皆为病。但东垣强调生长和升发的作用，又因“十一藏取决于胆”，故东垣治病喜欢用升麻、柴胡。详论升降和重视少阳胆的启动作用，是东垣对气化学说的发展。
3．内伤脾胃，百病由生
脾胃病因、病理，是脾胃论的主要内容。其中颇多创见，内容也较丰富。
关于内伤病形成原因，李杲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有饮食不节、劳役过度、精神忧恐和外感六淫等四个方面。
第一，饮食不节。东垣认为，饮食不节是损伤脾胃最直接的原因，因而将其视为内伤脾胃的首要病因，在诸著作中，都作为重点论说内容。如《脾胃论》中有“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饮食伤脾论”、“论饮酒过伤”、“脾胃损在调饮食适寒温”，《兰室秘藏》中有“饮食所伤论”，《内外伤辨惑论》中有“饮食劳倦论”、“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分而治之”、“论酒客病”，《东垣试效方》中有“饮食劳倦门”等等。反复强调了饮食不节在内伤病形成中的作用。东垣发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腑和《素问·痹论》“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的论点。在饮食不节的病因分析上他认为，《素问·痹论》所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是“混言之也”，提出饮食不节可“分之为二，饮也，食也。”他说：“饮者，无形之气，伤之则宜发汗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其湿，解醒汤、五苓散之类主之”，“食者，有形之物，伤之则宜损其谷，其次莫若消导，丁香烂饭丸、枳术丸之类主之，重则攻化，三棱消积丸，木香见睍丸之类主之，重者则或吐或下，瓜蒂散、备急丸之类主之，以平为期。”不仅论说详细，又有治法和治方。
第二，劳役过度。东垣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战争不断，民众劳役过度比比皆是，因而由劳役过度而致病者甚多。他将劳役过度列为仅次于饮食不节的重要地位。认为，与饮食首先伤胃不同，劳倦则首先伤脾，胃失脾之运化，水谷精微不得转输，故亦从之而病。他说：“形体劳役则脾病，脾病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泻。脾既病，则其胃不能独行其津液，故亦从而病焉。”他在《兰室秘藏·饮食劳倦门》“饮食劳倦论”中曾明确指出：“推百病之源，皆由饮食劳倦，而胃之元气散解，不能滋荣百脉，灌溉脏腑，卫护周身之所致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劳役受病的特点是易损伤脾胃，导致脾气下流，阴火上冲，而形成内伤发热之证。
第三、精神刺激。由于李杲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在七情致病因素中，尤其重视忧恐。他认为七情内伤，主要是内伤人体之元气，而资助心火，导致元气与心火之间的关系失调，火胜乘于脾土，从而导致各种病变，他说：“凡怒、忿、思、恐、怀念皆损元气，此因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火，火与元气不两立，火胜则乘其土位，此所以病也”。东垣认为，内伤七情在致病过程中，往往成为其它致病因素的先导，“皆先由喜、怒、悲、忧、恐，为五贼所伤，而各胃气不行，劳役饮食继之”。之所以七情内伤成为致病之导原因，就在于它损伤人体元气，使人体正气衰减、抗病能力降低，因而其它致病因素得以乘虚而入。
第四、外感六淫。东垣认为，脾胃为市，无物不受，无物不入，若风寒暑湿燥一气偏旺，亦能伤害脾胃。他在《脾胃论?脾胃损在调饮食适寒温》中对《内经》“感于寒之为病，微则为咳，甚则为痛为泻”的说法进行了分析，认为“或饮食失节，寒温不适所生之病，或溏泄无度，或心下痞闷，腹胁嗔胀，口失滋味，四肢困倦，皆伤于脾胃所致而名也。”他还具体论述了以脉象为诊断依据，对六淫伤及脾胃的诊断与治疗。在《内外伤辨?暑伤胃气论》中，他根据《内经》“气虚身热，得之伤暑”的说法，直接提出了暑伤胃气的观点，并作为内伤脾胃论的重要内容，在诸著作中予以反复阐述，确立了系统的诊治方法及清暑益气汤为首的有效方剂。东垣脾胃学说的重大意义，诚如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所概括的：“人以水谷为本，东垣独知其义，发为《脾胃论》，垂惠后世，开导未学之功诚非小矣”。
4．相火为元气之贼论
这是东垣以脾胃理论为核心，结合肾、火之论发展起来的病因学说。他在《兰室秘藏?内障眼病论》中说：“火与气，势不两立。”他说真气即是元气，心火是阴火，由相火代过。他在《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中，把阴火叫：“元气之贼”：“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可见他所说的阴火，与元气是对立的“气食少火，少火生气”，元气不足，则发生病变。“少火生气”的正常生理过程受到破坏，成为“壮火散气”了。脾胃为元气之本，所以“脾胃虚衰，元气不足。”东垣认为元气不足会产生两方面的病理表现，其一，由于元气为人身之根本，赖脾胃充养，而营运于周身脏腑经络，元气不足，则会随之出现各种虚损的表现，甚至影响人的寿命。他说：“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既损，是真气元气败坏，促人之寿”；其二由于元气不足而导致气火关系失调，阴火盛而生诸病，这也是有创见性的一个论点。
（三）阴火学说
阴火学说为病理学说，是由李杲内伤脾胃论衍生而来。关于阴火，李杲本人未列专论，也并未作为一种学说单独阐述，其内容散在于《内外伤辨惑论》与《脾胃论》之中，经后人对其总结归纳，而为阴火学说。
对于阴火概念，由于李杲本人论之未作定义，以致众说纷纭。元代王履在《医经溯回集》所云：“名为阴火者，其东垣始欤”。
对于阴火，李杲屡有论述，在其论述中，不仅阴火所涉及脏腑不同，而且病理表现亦多种多样，致后世医家虽肯定阴火的存在，但对阴火概念的内涵争论不休。
最早对东垣阴火及火与元气不两立说进行评论的是元?朱丹溪。朱丹溪是将阴火理解为病理相火。其学生戴元礼更进一步阐明了朱氏的观点，他说：“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14朱、戴之观点，实际是与东垣以元气为生理，以阴火为病理的观点基本吻合的。但在内涵上略有不同，朱、戴所云之火倾向于刘河间“五志过极则化火”的观点。明?张景岳以丹溪否认东垣阴火为由，提出了反驳之词。他认为李杲所云之阴火与相火不可混为一谈。“君相之火，正气也，蓄为元气。”“凡火之贼伤人火，非君相之真火。无论在内在外，皆邪火耳。邪火可以言贼，相火不可言贼也。”明?李时珍对阴火也独有所见，他将“阴火”与“阳火”相对，认为“五行皆一，惟火有二，二者阴火、阳火也。”其纲凡三，其目凡十有二。其纲三分别为天地人三火。其中天火又有四，地火有五，人火有三，共十二。人火中，阳火有一，即“丙丁君火也”，阴火有二，“命门相火（起于北海，坎火也，游行三焦，寄位肝胆），三昧之火也（纯阳，乾火也）”15。实际就是以心君之火为“阳火”，以命门相火为“阴火”。这种对火的分类和看法，是将“阴火”、“阳火”均作为生理之火的两部位。其“阴火”之解说与东垣“阴火”有本质的不同。
从东垣注重内伤外感之辨看，阴火显然是与外感时的火热相对峙，再从发生阴火的部位论，在东垣书中，或云在心、在脾胃、在肾，或云在上焦、在中焦、在下焦等等。有学者统计，在东垣书中，阴火共出现43次16，东垣本人无定义，其阴火不离内伤之火。笔者认为，东垣之阴火，是与刘河间阳火相对峙的，泛指病生于阴的内伤之火，是阴鸷之火。从现代医学眼光看包括肿瘤、自身免疫疾病的一些发热。
东垣阴火的提出，是以《内经》为依据的。他在《脾胃论》中引《素问??调经论》“病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说明了内伤饮食劳倦之内伤之证，与“病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相对应，而为阴证。他在《脾胃论?仲景引内经所说脾胃》中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说：“《太阴阳明论》云：太阳、阳明为表里，……歧伯曰：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进一步，又由于“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因此，在内伤阴火中，又以五脏病变为中心。
东垣对阴火病机等分析可谓纡曲繁琐，但有意义的是李东垣已经认识到非感染因素的发热，并在实践中针对阴火证候创立了甘温除热的治疗方法。除辨内伤外感、创脾胃论和提出阴火学说外，李东垣在临床还有很多发明。例如他对腹痛按三阴经及杂病进行辨证论治。他明确提出了“通则不痛”的痛证病理学说已经成为后世学人口熟能用的名言，并在治疗上确立了“痛随利减，通其经络则疼痛去矣”之说，这也是中医发明针刺镇痛的依据。
（四）升阳益气和扶正祛邪的治法治方
李杲对阴火的治疗最具有创造性，历代医家也对其进行了归纳，尽管着眼点不同，但总不离甘温除热、苦寒泻热等等。其有创新的治法和方剂如：
1． 甘温除热法——补中益气汤
甘温除热是治疗内伤发热的重要方法之一，由东垣首创。探其理论渊源，早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就有“劳者温之，损者益之”之法。东垣在引用这一原文时，将“损者益之”改为“损者温之”以此强调内伤之证，以“温”为首要之法。另外，《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篇》中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等等，也渗透着甘温除热的成分。正是在上述基础上，针对脾气虚而下流，阴火上冲之内伤发热证，提出了著名的甘温除热法。
他在《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中指出：“内伤不足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实实虚虚，如此死者，医杀之耳。然则奈何？惟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矣。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又云‘甘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损其脾胃。”根据这一观点，他创制了补中益气汤。
补中益气汤首列黄芪、人参、甘草三味，他认为“以上三味，除湿热烦热之圣药也”。东垣在其他方剂中也常联用此三药。其机理在于，湿热烦热由脾气上流、阴火上冲所致，而此三味药为甘温益气之上品，故能“益元气而泻其火邪”。另有当归身“以和血脉”；橘皮“以导气，又能益气”；升麻“引胃气上腾复其本位，便是行春升之令”；柴胡“引清气行少阳之气上升”；白术“除胃中热，利腰脊间血”。
分析本方有四方面特点：第一，提出以参芪草甘温益气以祛其阴火；第二，益气之同时，辅以升麻引胃气上行，以改变其胃气下陷的病理状态，这是单纯益气之品所不能达到的效果；第三，基于李杲本人关于少阳胆气可引发胃气上行的观点，加入少阳经之引经药柴胡，就此而论，又称为升阳益气之法；第四，辅以当归和血，反映了李杲治疗上的特点，即治气虚之证佐以活血之品。
正由于补中益气汤有上述特点，才使本方具有甘温除热之效。所以，甘温除热绝非简单地运用甘温之品，其甘温之品之所以能除热，其它方法的配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东垣补中益气汤的价值，历代医家医著多有评论，以清代医家高鼓峰所著的《医宗己任编》之论最为中的，说：“东垣补中益气汤，原为感证中有内伤一种，故立此方，以补伤寒书之所未及，非补方也。今感证家多不敢用，而以为调理补虚药，则谬矣”。
对于甘温除热之法，清?叶天士用之深有体会，他在《临症指南医案?肿胀门》中说：“东垣云：胃为卫之本，脾乃营之源，脏腑受病，营卫二气，尽夜循环失度，为寒热，原非疟邪半表半里之证，建中甘温，令脾胃清阳自立，中原砥定，无事更迁。”汪机也认为，参芪等甘温之品，不仅可以补阳，尚可补阴。薛已则在其甘温补中的基础上，加以六味、八味补肾之品，以脾肾并重而著称。赵养葵发展了补中益气汤，他说：“后天补土，非得先天之气不行。此气因劳下陷，清不升，浊不降，故用升柴以佐参芪，补益后天中之先天也。凡脾胃喜甘恶苦；喜补而恶攻；喜温而恶寒；喜通而恶滞；喜升而恶降；喜燥而恶湿，此方得之矣“。张景岳更是在前代基础上，主张阴阳并补，补阴配阳，补阳配阴，化裁左归丸、右归丸、左归饮、右归饮等，从而完善了温补学说。
2．升阳散火法——升阳散火汤
本法是根据《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火郁发之”的原理提出的。是针对多种原因引起的阳气郁于中焦，化为阴火，耗伤津血之证而设。其代表方剂为升阳散火汤。他在《脾胃论?调理脾胃治验》中指出：“升阳散火汤，治男子妇人四肢发热、肌热、筋痹热、骨髓中热，发困，热如燎、扪之络手。此病多因血虚得之，”或胃虚过食冷物，遏阳气于脾土，为郁则发之。”方中以升麻、柴胡、羌活、防风、葛根、独活等大量升散之品升阳散火，以人参、炙甘草甘温益气，以生甘草，以生甘草、白芍酸甘以收耗散之津血。
本方特点在于，针对其阳郁发热的病机，以升阳散火为主，配以甘温益气之品。这样，阴火得以外散，脾胃之气得以恢复。在东垣之前，刘河间创双解散，也是根据“火郁发之”的原理而来，但与东垣对“火郁发之”的运用有原则不同。刘氏之双解散在于发火郁而清里热，着眼于外感风寒郁而化热入里；而李杲之升阳散火汤在于发火郁而补中气，着眼于内伤邪气遏中焦而脾胃之气有所损伤。二者一实一虚，一外感一内伤，各有所治，不可相混。
3．益气驱邪法——麻黄人参芍药汤
益气驱邪法之治证，为虚人外感。按东垣本人的内外伤分类方法属内伤证。本证而兼有内热者，亦属阴火范畴，故将其列为阴火之治法之一。
仲景麻黄汤发汗以治太阳伤寒，为医之常法。但对脾胃久虚而内热，又兼感外邪者，则不适用。李杲根据仲景麻黄汤发汗之理，结合本人治脾胃内伤及阴火的认识，提出以麻黄人参芍药汤主之。方中麻黄桂枝同用以散外寒；人参、黄芪、炙甘草同用以补中益气；麦冬、五味子、白芍等同用以清内火而养阴；又佐以当归和血。本方之特点在于内外标本兼治，健脾益气以固其本，发表散寒以治其标。益气驱邪法及麻黄人参汤芍药汤的提出，为后世治疗内外合邪之虚人外感证，提供了典型范例。这也是对仲景外感证治理论的完善。
（五）针药并用，各宜其妙
1．创东垣脾胃针法
东垣崇尚“针药兼施”，以选穴注重调理脾胃自成一派17。他的著作都展示了他坚实的针灸功底，并有贡献于针灸。在其《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中，有很多有关针法的记载。明代高武在所著《针灸聚英》中，就从《脾胃论》中，摘录出若干有关“针法”的理论内容，而立为专篇，命题为“东垣针法”。高武指出：“东垣针法，深得《素问》之旨，人多忽之，各书亦不能载，今于《脾胃论》中表章于此。”而论“东垣针法”的学术渊源及其评价时指出：“东垣针法，悉本《素》、《难》，近世医者，止读《玉龙》、《金针》、《标幽》等歌赋，而于先生之所以重教育，废而不讲，宜其针者不古若，而病之不易瘳也，兹故表而出之，引伸触类，应用不穷矣。”从此“东垣针法”在《针灸聚英》书中，以冠名“针法”专题为首发其端，独树一帜，开创了“针法”专题研究之先河。杨继州著《针灸大成》中，则全文转录了这篇文章，使之沿传古今中外。
东垣针法，学有渊源。辨证施针，更有发挥。如井、荥、俞、经、合取穴法；背俞治外感，募穴治内伤；用补泻方法均具有从脾胃论治的特点。他在论述“针法”中说：“若元气不足，治在腹上诸腑之募穴。若传在五脏，为九窍不通，随各窍之病，治其各脏之募穴于腹，故曰：五脏不平，乃六腑元气闭塞之所生也。又曰：五脏不和，九窍不通，皆阳气不足，阴气有余，故曰阳不胜其阴。凡治腹之募，皆为元气不足，从阴引阳勿也”。这是东垣“内伤元气”学术思想在“针法”上的体现。东垣补土学说，是从脾胃元气不足立论，治以调理脾胃，升举中阳为中心，而兼及五脏气乱之症。“针法”上说：“胃气下溜，五脏气皆乱”，“气在于心者，取之手少阴心主之输（神门、大陵）。” “气在于肺者，取之手太阴荥，并足少阴俞（鱼际太谿）。”“气在于肠胃者，取之足太阴、阳明，不下者，取之三里（章门、中脘、三里）。”“因足太阴虚者，于募穴导引之于血中。有一说，腑输、去腑病也。胃虚而致太阴无所禀者，于足阳明胃之募穴中引导之。如气逆上而霍乱者，取三里，气下乃止，不下复始。”上述原文，出于东垣《脾胃论·胃气下溜、五脏气皆乱，其为病互相出见论》篇。其中引用的经文，多系《灵枢·五乱》篇之语，其在针法上，多选用五输穴及俞募穴，注重调理脾胃气机，升降出入之畅通，以达到治疗五脏气乱之症。
东垣在治疗某些病时，又以针灸为主要治疗手段，能不用药者，尽量不用药。是“无药为治”的境界。如《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援引《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云：“胃病者，腹胀，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通，饮食不下，取三里以补之。”东垣书载：“妇人漏下恶血，或暴崩不止，可灸足太阴脾经中的血海穴，灸二七壮，或三七壮。”（见《兰室秘藏》卷中，妇人门、升阳除湿汤下）临证中还常以针灸并用或针药并施，把治疗呈现一种艺术而获取卓效。从他的著作中足可见，“东垣脾胃针法”理论深奥，临床经验丰富。阐发针灸理论，作为用药依据，并从实践中沟通两者关系；提出经络穴位；针药并施；以药代针；禁针、禁灸。提出因时令气候影响，在一定时间内，往往禁针，以及误灸为害。还提出内伤针法、循经取穴、五输补泻、俞募配用法、深刺法、缪刺法及刺络泻血法等。“东垣脾胃针法”确实值得深入学习和进一步探讨研究。
2．扶护胃气，谨慎用药
东垣云：“人以胃气为本，粗工不解，妄意施用，本以活人，反以害人。”鉴于此，他用药非常谨慎，处处以扶胃气为主。东垣用药很讲究四时，例如他用姜：“夜不食姜者，夜主阖而生姜主辟也；秋不食姜者，秋主收而姜主散也”。东垣用药和他的理论一至，他说：“参、芪、甘草，泻火之圣药。该烦劳则虚而生热，得甘温以补元气，而虚热自退。故亦谓之泻”。他除了多用健脾益气药外，还采用了药量轻，注意饮食、护理等方法调治。仅从《脾胃论》一书中的常用药来看，他用药不多，但不偏、不乱。以小量频投长期守服为特点18。如：
补中益气：人参、北芪、白术、炙甘草、大枣、粟米。
疏风解表：（其中大多数有升发脾阳的作用）升麻、柴胡、羌活、防风、葛根、荆芥穗、白芷、藁本、蔓荆子、细辛、葛花、麻黄、桂枝、生姜、何叶。
清热泻火：黄连、黄芩、黄柏、石羔、知母、寒水石。
淡渗利湿：茯苓、泽泻、猪苓、防已、滑石、灯芯草、车前子。
养阴生津：熟地、生地、五味子、麦冬、天冬。
温中散寒：附子、肉桂、干姜、吴茱萸、川乌、丁香、茄香、川椒、胡椒、草蔻仁、益智仁。
化温理气：苍术、木香、槟榔、青皮、枳实、枳壳、川厚朴、苦栋子、柿蒂、砂仁、藿香叶、陈皮、橘红。
平肝熄风：白芍、木瓜、僵蚕、天麻、全蝎。
宣肺祛痰：桑皮、桔梗、杏仁、紫苑、冬花、葶苈、半夏、佛耳草。
活血祛瘀：桃仁、红花、苏木、丹皮、三棱、莪术、姜黄、当归、川芎。
收敛止血：百草霜。
凉血止血：槐花、槐角。
泻下逐水：大黄、芒硝（元明粉）、巴豆霜、麻子仁、郁李仁、皂角仁、黑牵牛。
水消食导滞：麦芽、神曲。
收敛固涩：罂粟壳、麻黄根、诃子、乌梅、椿根白皮、肉豆蔻。
其它：硫黄、雄黄、黄丹、铅粉、陀僧、轻粉、白葵花、赤葵花、朱砂、黄散、小油。
从上述121味药中看，有补中益气作用的不过十几味，约占1/10。而且东垣特别强调，“寓补于泻中，”提出黄芩、黄柏泻火的同时就“大补肾水，益肾精”的作用。在应用甘温刚燥药，诸如人参、黄氏、白术等药的同时，往往配伍应用甘凉辛润之品，如麦冬、生地、白芍、乌梅、知母、五味等。他主张辨证论治要有所创新，临证时发挥悟性，他常说：“圣人立法，虽布方案，其不尽者，可以意求，”而“治法已试验者，学者当以意求其的，触类而长之，则不可胜用矣。”
东垣用药以药味多量轻见称，这引起后世医家的争论。处方药味多少系病情所决定，关键在于药味适合病情，药味之间有组织秩序，这一点王节斋在《医论问答》中所论述得很是公允：“或问仲景处方，药品甚少，及东垣用药多至二十余味。丹溪云：余每治病，用东垣之药，效仲景处方，庶品味数少，则药力专精。丹溪何以不法东垣而效仲景耶？曰：明察药性，莫如东垣，盖所谓圣于医者也。故在东垣则可多，他人而效其多，斯乱杂矣。东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丹溪不过能将十万，故不敢效其多。”（转引自清·程杏轩《医述·方要备考》）。
（六）东垣与河间、易水学术之争
河间学派与易水学派有学术上的争鸣，这在东垣在世之时，就已经为很多人知晓，最早见于元好问为东垣书写的序文。《四库全书提要》说：“观元好问《伤寒会要》序，知河间之学与易水之学争。”后世称此为“河间与易水学派之争”。争论的焦点不在内伤而在伤寒，对此，明代医学界有称河间为“霸道医”,称易水与丹溪为“王道医”也不尽意。这方面的争论最早是河间与宋代朱肱《南阳活人书》之争，刘河间提出“以热病为伤寒，喜寒凉忌温热”，而在朱肱南阳活人书》则往往用麻桂于夏月发病之时，刘河间弟子马宗素著《伤寒医鉴》驳斥朱肱之说。东垣著《伤寒会要》之后，从实践上支持了朱肱。使争论演为河间与易水之争。《伤寒会要序》指出，东垣伤寒之学启自张仲景、朱肱、张元素。认为治伤寒关键在于“见证合药，见药识证，以类相从”，认为根据病情可以突破经禁、时禁、病禁的所谓“三禁”。对于刘河间的“专主火，遵之经，断自我”（陈修园《医学三字经》的这一概括大体公允）的风格有所异议，东垣是从病情和病人体质两方面考虑的，脾胃学说是东垣的重要论据，又认为苦寒药大伤脾胃。他以温药救萧君瑞的白虎汤的误治证，以姜附挽救冯栎的阴证伤寒，大斥前医用承气之误。这虽与河间治热病的治疗路线有涉，但并不全是针对河间学派的。故后世对“王道”之说成为赞语，“霸道”已不再提。应该说两家坚守己论的实质乃是辨证论治的问题，故《青岩从录》评论说：“刘李之法虽攻补不同，会而通之，随证而用之，不存乎其人乎！”至于清人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中反对金元四大家的创新，尽言其偏，其实正是徐灵胎有偏见，故《郑堂读书记》说：“此论未广，吾不评也。”
六、对后世的影响
（一）补土学派的形成
易水学派是以张元素的“脏腑议病”为始，逐步深入发展到着重从脾胃、维护元气的补土学派，东垣师承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建立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内伤致病的疾病观；成为“脾胃学说”的创始人，补土派的开山，又有王好古、罗天益等人以次继承，以创立脾胃学说而形成了补土学派。19补前人之未备，丰富了中医理论。仲景之书，详于外感；东垣之书，详于内伤。东垣以前，医家多守仲景之法，重治外感病，对于治疗内伤病尚无完整、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李氏创立“脾胃学说”，阐发了脾胃在生理、病理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内伤病的发病特点和治疗规律，提出了以增强人体机能为主的新见解，完善了中医治疗内伤病这一大法门，使祖国医学的治疗法则更加全面。李氏“脾胃为养生之本”和“升阳益气”等学术思想，发展了祖国医学的防治理论，从此，祖国医学的学术思想流派，枝繁叶茂，给祖国医学宝库增添了奇珍异宝。
（二）开温补学派之先河
东垣受业于张元素，对张氏的学术思想备加推崇。元素的学术思想是易水学派的奠基石，也是补土派的学术思想源头。张元素之脏腑议病说，传至东垣为一大变革。张氏之说，概论脏腑寒热虚实之病机，而无所侧重。李杲宗其法，独重脾胃之探研，为这一学派的学术思想，向纵深发展，推进了一大步。东垣突出脾胃在五脏六腑中之首要地位，在元素脏腑辨证学的启示下，远宗《内经》有关脾胃生理、病理的论述，根据当时的战乱纷扰，人们劳倦、饮饱无度，脾胃受损的特点。在大量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脏腑辨证理论。从脾胃的生理功能至内伤致病的病因，从发病机理到鉴别诊断，从治疗大法到用药法度，无一不在阐明脾胃元气之本的观点。其弟子王好古对东垣之学又有新阐发。王好古先受业于元素，复渡师于李东垣，所以既是同门，又是师生。在东垣“补中益气”的进论基础上，阐明“阴寒伤肾”“阳气不守”的病机，补充了李东垣学说见解所未逮。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中说的，好古之学则“大旨祖长沙绪论，参以东垣，易水之法，亦颇采用《和剂局方》”。他由东垣单独重视脾胃，进而强调肾阳的作用，这种脾肾合论，重用温补的治法，直接影响了明代的温补派。罗天益潜心苦学于李东垣门下十余年，深得东垣之所长。他整理东垣遗稿《兰室秘藏》和《试效方》，并通过长期临床验证了东垣医学理论的正确。他说：“东垣先生之学，医之王道也。”天益渊源于东垣“治病必求其本，一归脾胃”之说，著《卫生宝鉴》一书，对东垣学术思想有进一步的发展。经罗天益，东垣的学术由北南传，广布于中华。时至今日，宗东垣的医者大有人在。在当世的学术中，以补脾胃治疗尿毒症、重症肌无力、慢性肝炎、红斑狼疮，以补中益气汤治妇科病、红眼病等等，都得益于东垣的学术。
至明代，薛立斋，李中梓等人，集其大成，既重视脾胃，又重视肾命，创立了“先后天根本论学说”。薛立斋（薛已）受东垣的影响，又参照于王冰、钱乙，开创温补学派。《四库全书总目》说：“（治）病务求本源，用八味丸、六味丸，直补真阴真阳，以资化源，实自已发之”。其后由于薛立斋的强调真阴真阳，进而大力得倡命门学说者，又有孙一奎、张景岳、赵养葵等，以补阳为主。受薛立斋影响者，还有李中梓，倡先后天根本论，主张脾肾并重。宗景岳者，有张璐等，宗献可者，有高鼓峰、吕晚村、董废翁，此温补派于明末清初蔚为大观。
（三）对外科、眼病和温病学派的影响
明代外科专家陈实功，在外科治疗中，接受了东垣有关脾胃学说的理论，颇重视脾胃和饮食调养在外科治疗中的地位，因为外科疾患的预后善恶，与患者气血的盛衰有密切关系。他提出“诸疮全赖脾土”、“饮食者人之所赖以生”的观点。陈氏在疮疡的治疗中，颇重视脾胃的调理，他说：“脾胃伤败，使疮毒不得外发，必致内攻之候”、“故外科尤以调理脾胃为要”。这是陈氏首先将东垣学说由内科引伸到外科领域，他对东垣内伤脾胃学说的临床应用，作了推广并有新的发挥。补中益气、升举清阳对治疗目赤火眼、迎风流泪乃至老年性白内障等都有较好的疗效，东垣也留下了多例眼病医案，究其治法，都以升阳补气，多以泻火祛湿药物为治。
清代叶天士虽为温病学派大师，但对东垣之学最为折服。他接受了东垣脾胃内伤学说，提倡脾胃分治之法，重视补胃阴降逆气。他指出：“脾胃之论，莫详于东垣。”认为《内经》的基本理论的重点，是阐述了胃气的作用，因而他在杂病临证中，多从脾胃着手。他在东垣“温养脾胃之气”的治法基础上，继明代吴澄在《不居集》提出“养脾阴”之后，增加了“养胃阴”的治法。这对脾胃病的治疗，增加了新的内容，开阔了道路。东垣师承张元素，独重脾胃，以论述人体清浊之气升降，用以探讨脏腑虚损之病机，独树一帜。其后代也有贤达，宗东垣而多有所发挥。时至今日，“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之盛誉，一直为中医学子所尊崇。
（四）国际影响
东垣学说影响很大，日本著名医家田代三喜于1498年曾来华学习李东垣与朱震亨学说，使其理论在日本流传。后来曲直濑道三，又从田代三喜学习，一时成为日本的李朱学派，也即后世派。
结语
东垣先生之医术特征，被医家概之为“医中之王道”。这是与他同时代的鲁斋许的赞语：“东垣之医，医之王道也。有志于学医者，必尽读东垣之书，而后可以言医。”（李濂《医史·东垣老人传》）此话在后世医家悉用。东垣先生能够创立脾胃理论是时代所赐实践所得。战乱、饥荒提供了他更多认识脾胃重要性的机会。东垣临床之功，真积力久，自得于心，论治以明经、别脉、识证、处方四端运用至精。临证大量的实践，成为他的治疗技艺臻于化境，他的疗效“一洗世医胶柱鼓瑟、刻舟觅剑之弊”（《东垣试效方·王博文序》）。清代学者唐甄在《潜书》中说：“天下之势，单少则平，积多则神”，大量的实践，成为他理论创新入神的基础。同时也铸就了他的用药习惯。他用剂量小而药味多，这都与所治病人饥饿劳倦，病人不胜药力有关。他的时代还赋予他革新的思想。旧理论的突破首先要有一个思想解放和思维自由的前提，同时也有赖于成熟的一代新人和思想的酝酿过程。宋代理学的标新意识，成为金元医家敢突破的铺垫。他继承了乃师张元素的学术积累和新思想。中医学作为传统医学，其创新总的说来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对经典诠释表达自家对理论的发展，另一则是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建筑自己的理论大厦。前者如全元起、杨上善、王冰等注家，后者如张仲景、巢元方。金元四家走的是和仲景相类的路线，此四家都没有诠释经典而直务于自创。东垣在实践中认识到辨内外伤的重要，进而认识到脾胃的重要，在论述脾胃升降中，深化了气化理论，创立了以补土为特征的脾胃论和阴火理论。用此新理论使中医治疗内外伤开创了一个新局面。而运用好此理论，要求用药处方应像弹琴一样协调，故元代吕复在评述各家特长时说：“李东垣如狮弦新絙，一鼓而竽籁并熄，胶柱和之，七弦由是而不谐矣；无他希声之妙，非开指所能知也。”（清·方濬师《蕉轩随录》）能把握东垣的学术要领治病自然疗效奇佳，故明代王节斋说“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清初的方以智也说：“读伤寒书不读东垣书则内伤不明。”这些评论表达了对东垣治内伤创新之评价。对此，清代屠人杰在《伤寒经介》一书中有较全面的评价，他说：“观东垣遵《内经》及仲景之文而论脾胃，曰脾受胃之阳气能上升水谷之气于肺，上充皮毛散入四脏，脾无所禀，不能行气于脏腑，则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四肢皆不得荣运之气，闭塞不利，而百病生焉，是脾虚实由胃之不足所致也，故人真元之气乃先身之精也，非胃气不能滋之，胃气者谷气也，所言荣气、运气、生气、清气、胃气、阳气、宗气，又天气、人气、地气，乃三焦之气，无非皆胃中水谷之气化之也。自此论一出，《内经》之文益显，治脾胃之法愈悉，而天下后世乃知人生莫先于脾胃，而疗病尤为紧要，虽代有人论脾胃，而方法总无逃乎东垣之范围，其惠也不亦大哉！”。东垣以后，学者们都尊崇东垣的脾胃论 。如明代张景岳说：“脾胃为养生治本，惟东垣独知其义。”清叶天士也说：“脾胃之说，莫详于东垣。”
东垣脾胃论的实质是阐发人体物质代谢的机理。以升降论体内代谢，以出入论述与体外的交换，其中已蕴含人体是耗散结构、人以负熵为生的思想，并用此思绪审视养生和疾病防治，诚可谓中国古代科学的闪光点。 脾胃论是继仲景之后中医学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如果把东垣理论学说和以往医家的理论相比较，并不仅仅是争鸣的问题，而是开拓了新领域和提升一更高层次的问题。如果仅仅把东垣及其论者说成是一个学派，失之全面。因为，脾胃论已经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以此应该说，东垣学说起自学派而又超越了学派。尽管东垣的学说也确有学派的局限（例如明代张景岳在肯定东垣理论的同时，就指出其“相火为元气之贼”的说法不确），但是其成就和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大匠示人以规矩，东垣不仅提供了辨证论治的方法，还留下了很多精辟隽永的箴言名句，不仅指归临床，还启发科学研究，例如，他明确提出的“痛则不通”的理论，和在治疗上的“痛随利减，当通其经络，则疼痛去矣”（《医学发明》）的思想，就成为针刺止痛和探索针刺麻醉的理论依据。东垣的学术，是宝贵的科学遗产和文化遗产，在中国医学史上将永放光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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