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 2 月 22 日
我们是1969年毕业的初中生，那时中国正热火朝天的闹着“文化大革命”，工厂的工人都不上班去“闹革命”去了，中国的工业全瘫痪了，几百万大学中学的毕业生没有地方就业，所以，毛主席一挥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便被“下放”到湖北省钟祥县五龙公社联丰大队五小队当了农民，我们这个知识青年小组有七个人，都是武汉市红旗三中（现在的武昌武珞路中学）的应届毕业生。
那一年我才15岁半，又瘦又小，体重只有80斤，活泼天真，梳着一对齐腰的长辨子，当时，我是我们小组里年龄最小的，还没有满16岁，现在算起来应该是童工了，但是，那个时候，就不管你是不是童工了，也没有什么法律来保护我们，就是童工你也是要下乡去的。
刚过完春节，学校就用大卡车把我们拉到了村子里，刚到村里的那几天，因为还没有过正月十五，还算是过年，所以农民们还都还没有出工，我们七个知识青年刚来到村子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所以队里就给各户派饭，每一家吃一顿，轮流转，都是在农民家里吃饭，全生产队大约是24户人家，分成11个小村子，我们每顿在一户人家里吃饭，每个村子都吃完了，到底吃了几天，我也记不清楚了，好像是第五天吧，我们早上起来等着农民叫我们去吃饭，等了一上午，也没有人来叫，我们才知道应该自己做饭吃了。
那个时候的粮食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是有计划的，要凭“购粮证”去买粮食。由于我们在农村要从事强体力劳动，南方农村一年要种两季水稻，我们每个知识青年每个月是45斤大米，要到东桥区的镇上去买，去买米的过程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当时我们那个茅草盖的厨房里有7个碗加一个盛菜的土钵子，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只有一个饭碗，七个人只有一个菜碗，多炒一个菜也没有碗来装了。厨房里有一个用泥巴糊起来的装着两个大锅的土灶，这个泥巴灶还是原来我们生产大队的“农业科学研究所”留下来的，所谓的农科所，就是用田里的泥土坯子盖起来的五间房子和一个厕所，那时文化大革命，要搞新生事物，要搞农业技术革命，所以每一个生产大队也就是现在的一个村，都要建立农业科学研究所，其实一个村子里，既没有科研人员，也没有科研技术，所以当时盖了几间茅草土坯房子，完成了政治任务，随后这个“农科所”就寿终正寝了，正好我们这些城里的知识青年插队落户来了，没有房子住，我们就住进了这“农科所”里了。这种南方的泥土房子，是用田里的泥土，用牛拉着石磙，将田里的泥土压得紧紧的实实的，然后切成一块一块的，这就是盖房子的土坯砖了。用这种土坯砌起来的房子，四面墙壁是透光的露风的，外面刮大风里面也呼啸着都是风，屋顶是南方农村里的黑色的用泥巴烧成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布瓦”，这种瓦一片一片的互相压着，盖成一条一条的瓦脊，睡在床上能透过瓦看到天上的星星，冬天下雪的时候，外面下雪，雪就从瓦缝里飞进来，我们的被子上、房子里的地上全是雪。我们的厨房里有一个小方桌，四十年后还在，还有一个一坐就会倒的小板凳，这就是当时生产队里给我们的全部家当了。
当时，我们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国家给每个人是下拨了安家费的，一个人一是230元钱，是这样分配的：15元钱的路费（即坐汽车从武汉到钟祥县的费用），前半年每个人每个月10元钱的生活费（里面包括买45斤米），55元购买生产用的农具，100元的建房盖房费。我们生产队还算是可以的，将原来生产大队旧“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房子给我们了，买了农具，这些钱还是都用在我们身上了，有的地方则挪用了知识青年的安家费。
当时，我们的国家是计划经济年代，我们知青小组七个人就是一户人家，按照那个时候的计划，区里的供销社给我们每个人每个月供应45斤大米，四两油，一快肥皂，半斤煤油。这对知识青年已经是很大的政策照顾了。
我们去区里的集上把米买回来后，我们就学着做饭，我们小组七个知识青年里面，用农村的土灶烧柴做饭都不会，也就是陈珞珈和我大约知道一些该怎么烧土灶，我们也没有柴草，好在我们房子前面的庄稼收获时打谷的稻场里堆着一大堆稻草，我们就拿稻草回来烧火做饭，这在武汉附近的农村是很好的燃料，但是钟祥人是不用稻草来烧灶的，他们嫌它一烧一灶灰，他们都是到很远的山里去砍柴回来烧饭的，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而且我们也没有柴禾烧饭，也就只有将就着烧稻草了。生产队里知道我们不会做饭，就派了施大妈来教我们做饭，施大妈是一个眼和腿都有残疾的人，但人很善良，也很干净，她总是把她家里种的蔬菜和她自己腌的咸菜拿来给我们吃,咸菜里面还有一些小肉丁，她还教我们种好几种蔬菜。
生产小队里分给了我们一块自留地，让我们在地里种菜自己吃，看到那块地，我们很兴奋，认为只要勤快，就有菜吃了，可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块地种的什么菜都长不好，还只是豆角长得好一点，其他的都长不好，到是草长得蛮欢快的。经常除草，也不行，所以我们也就没有什么菜吃，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块很贫脊的地，不长庄稼，所以我们怎么种也没有菜吃，加上我们也不会种菜。队里的人知道我们没有菜吃，也有人把他们家地里的菜拿来给我们吃，但由于我们不会种菜，总体上说我们还是没有菜吃的。有一次队里帮我们打豆腐，我记得那次打豆腐是我跟周毓楠一起去的，在第一任队长黄兆丰家里打的，我们整整熬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豆腐才做好，他们又帮我们把豆腐做成臭豆腐，好让我们吃的时间能长一点。第一年，没有菜吃是我们很头疼的事情。
那个年代我们的劳动强度特别大，而且农活是日里夜里，风里雨里，我们没有肉吃，没有鱼吃，连蔬菜都没有吃的，营养极度缺乏，我们就想方设法的弄东西来吃。
我们生产队是在一个半山区，每户人家房子的后面都有一些很高很大的树，树上有很多像小白鹤那样的鸟，当地人叫做白呺子鸟。那年的春天，白呺子鸟特别多，它们春天在树上做窝、产蛋、孵蛋。陈珞珈、姜燕生和王英迅就爬到高高的树上去掏白呺子蛋，拿回来炒着吃，结果他们在树上将白呺子蛋放在衣服的口袋里，从树尖上往下爬的时候，口袋里的蛋有时候就被挤破了，流得身上到处都是蛋浆。，他们把白呺子蛋拿回来后，我们几个女生就拿来两个碗，打开一个蛋壳，如果是蛋就放在一个碗里，如果是快要孵成小白呺子的蛋，我们就把它倒掉，这样我们馋得要命的苦生活就有蛋吃了。当地人是不吃白呺子蛋的。
到了晚上，三个男生就赤着脚下到水田里去捉青蛙，当地人那个时候是不吃青蛙的，我们那个时候抓回来吃青蛙，还只吃青蛙的大腿，其余的都不要。南方农村里有很多蛇，我们常年在水田时干活时经常遇到蛇，农民和我们都会用竹杆把这些蛇打死，当地农民是绝对不吃蛇的，而我们则当成美味，把打死的蛇都拉回来扒去皮，掏干净内脏，烧着吃或者煮汤吃，其实蛇肉是很鲜很嫩的。所以，那里农民都说我们知识青年好吃，什么都吃。
陈珞珈在夜里还用小青蛙去我们旁边的堰塘水里钓黑鱼，这种鱼皮是漆黑的，肉则又白又鲜又嫩，湖北人也叫做财鱼，营养特别好，女人们生了孩子都吃黑鱼汤。有一天，我和郭文贞外出回来已经很晚了，当时陈珞珈已经睡下了，听见我们回来了，跑起来很兴奋的对我们说，他钓到了两条大黑鱼。他还把它们养在了水桶里，他还跑到厨房里拿出来给我们看，我们也很兴奋，第二天我们就美美的把黑鱼煮着吃了，打了一顿“牙祭”。
还有一次，我们都到五龙公社所在地去开会，开完会后，回来的路上，看到了一条野狗，姜燕生和王英迅死死追了好几个山头，从公社社部一直追到了山里面红光大队的第六生产队，再从红光大队第六生产队追到我们住的农科所，把那个狗一直追得跑不动了，被我们抓到了，就把那个狗打死了，七个人兴高采烈的吃了一顿狗肉。 由于追狗跑得太远太累，大约追了几十里地吧，王英迅晚上都尿血了。你想，狗都累得跑不动趴下了，人还不累出毛病来？想起来那时的知识青年真是挺可怜的，他们太缺肉吃了。
到了春天，各种植物生机盎然，南方经常下雨，下了雨后，草地里都是地心皮，也叫地皮菜，现在的餐馆里把它当做是很贵的时令菜来卖，那个时候我们是无奈才吃它的，因为我们没有菜吃。还有那些荆条树枝的旁边长出来的荆条菌，煮汤的味道也很鲜美，我们几个女生，就去把它们采摘回来，这也是我们下饭的佳肴。
我们的生产队里种芝麻，全队的人吃油就靠麻油和菜籽油，芝麻刚长出来的小苗非常密，所以需要间苗，因为芝麻苗很嫩，我们就把间出来的那些小苗拿回来炒着吃，炒出来的芝麻苗油光水滑的，吃起来带着一点苦味，但是我们还是吃得很香，而当地农民是绝对不吃的。
我们生产队里的农民也时不时的给我们一些他们种的菜和一些咸菜，那个时候，我们知青小组七个人中，差不多有一半的人经常出公差，是上级下达的任务，也叫命令吧，一分钱不给我们发，只由生产队里给我们记工分，去建铁路呀修桥呀，灭钉螺呀，一出去就是一个月几个月的，挑着行李和大米去出这样的公差，但我们在外面没有菜吃，队里就分配给社员任务，让他们帮我们准备一罐两罐咸菜，我们与行李一起挑着走，每户轮流给我们准备咸菜。
这样的日子过了差不多有一年。只到第二年，我们搬到了老队长杨太发家附近，队里又给我们分了一块种菜的自留地，这块地跟先前的那一块地没法比，种什么长什么，而且，还长得非常好，我们吃菜的问题就逐渐好一些了。
2015年6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