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 2 月 25 日
建国快50年了，中国的国有医院身穿白大褂，头顶红十字，在救护车的呼啸中，在无影灯的手术台上，走过风风雨雨，今天，他自己也病倒了……
国有医院从“看病难”到门可罗雀
早晨8点，医院的大门刚一打开，人潮便涌向挂号窗口和候诊长廊，拥挤、嘈杂、大人的嘶喊、病童的哭闹。神经内科的号挂完了，一位老农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您给加个号吧，我们是卖了家里的粮食大老远赶来的”。医院的病床爆满，有的病人要排队半年甚至于更久才能住上医院。这便是十几年前，某省人民医院“看病难综合症”的真实一幕。医院病床使用率的最佳状态是93%左右，但当时很多医院都超过了100%（加床），病床连消毒、维修的时间都没有。
光阴荏苒，沧海桑田。十几年后的今天，国有中小医院的“火爆”已风光不再。门诊路淡人稀，病房大批闲置，除了大城市的大医院（三甲医院）“香火仍旺”外，多数医院的病人逐年减少。1991年到1995年，全国县及县以上医院增加1133个，床位增加14.75万张，医生增加13.82万，护理人员增加11.37万，但95年比91年的门诊人次和入院人数均下降了，全国县及县以上医院病床使用率下降了17.8%。到97年底，全国有78万张病床“赋闲”“睡觉”。1997年，县以上国有医院的病床使用率才65%，5万个农村卫生院的病床使用率才35%。
社会不理解，政府不满意，医院也困惑：病人到哪里去了？
医院的病人到哪里去了
中国人口增加了，医疗消费水平提高了，那么病人到哪里去了呢？
──病人分流了。 前些年，由于宏观调控乏力，社会力量、集体、个体办医失控，大量分流了国有医院的病人。仅以县及县以下医疗市场诊疗份额为例，个体开业占14.28%，已超过县人民医院和中医医院之和11.15%。有的地方个体医疗机构团团包围国有医院，有的地方出现个体诊所一条街。
──报销管严了。近年来我国医药费用持续上涨，且高于物价平均涨幅。因此，各地财政、企业和事业单位都对公费、劳保、医疗保险进行了多项改革和严格控制，有的单位干脆把医药费发给个人，加之下岗职工近年增多，致使城镇职工看病病人比以前大幅度减少。
──药店太多了。古人说“黄金有价药无价”。现在的人说“要想富，开药铺”。个体药店在华夏大地如秋蝗蜂起，某省会城市一年就开了三百多家，似乎是个人都可以开药店卖药。老百姓的习惯也在变，他们大病去医院，小病去药店，这样还省了些挂号钱和检查费。据统计，近年到药店购药的人次按每年18%的速度递增。《华商报》报导，1997年对50户城镇居民调查，人均医药费支出中，从药店买药的占45%。这样，碗里多了，锅里自然就少了。
──防治工作做好了。几十年来，我国大力加强了预防保健和妇女儿童卫生工作，烈性传染病如天花、鼠疫等已经绝迹，有的病连医生都不会看了，很多传染病都得到监测和控制，因此，这部分病人自然就少了。
国有医院患了重病
国有医院身子在市场经济，头还在计划经济。以人事管理为例，院长副院长都由上级主管部门来任命，有的连科主任护士长都要由卫生局任命，你说让院长怎么干。我国医院普遍超编，财政已不包医院的人头工资和业务经费，医院都不愿再超编。但医院对医学院校毕业生、复员转业军人、本单位职工待业子女甚至下岗工人则必须接收，再加上某些官员的七大姑八大姨，使本已雍肿不堪的医院更加高位浮肿。又如，有关部门对医院收费标准有严格的规定，有时好多年才能调整一次，但医院每天一开门就碰到的基建、设备、能源、卫生材料的价格都是由市场自由调节的，社会的物价跟爬山一样总是往上走。“医院给社会的是计划价格，社会给医院的是市场价格”。医院穿着计划经济的大皮靴，要走市场经济的高速路，实在步履艰难。
以嬴弱之躯担社会重担。由于长期以来投入不足，以至国有医院房屋破旧、设备陈旧、新技术更新换代缓慢。他拖垮了、累病了、象一台心脏有病的柴油发动机一边喘息一边运转，还要继续承受着沉重的负荷：公费医疗、自费医疗、合作医疗、社区医疗、兵役体检、干部保健、地段防疫、救灾抢险……
医院变成了托钵僧。从各国来看，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9.2%，发展中国家为4.7%，而我国1994年仅为3.8%。过去医院职工的工资与教师一样，都由国家包下来，而现在财政拨款只占医院人员工资的30%。“民以食为天”，医院的职工要发工资、要拿奖金，这可苦了院长们，他们跑北京要“戴帽”、跑地方要“配套”、跑计委要设备、跑财政要经费。他们在院内搞工作量承包、经济指标承包，包来包去，包得有的医生开洋药、开大方、开大型贵重设备检查，加上药价飚升，职工们总算拿到了“生活费”，但患者与政府支付的医药费用却象长江的洪水一样老是涨过了警戒线。
行业管理政事难分。“新鸳鸯蝴蝶梦”歌里唱道：“爱情两个字好辛苦”，其实，中国的院长们最辛苦。各种检查和达标把他们折腾得心力交瘁、焦头烂额：分级管理达标、爱婴医院达标、财务物价达标、整体护理达标┄┄。此外，党委要来查行风、纪委要来查红包、监察要来查回扣、物价要来查收费、环保查排污、计量查仪器、街道查绿化、公安查保卫……如此这般四面八方五花八门的检查，这些院长们哪有精力和时间去管医疗？有人曾问：某些主管部门是不是管了一些不该管或管不好的事情；院长们是不是没有干他们该干而又能干好的工作？
白衣天使不谙市场之道。国有医院在计划经济的襁褓温室中诞生并长大，他们对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有些心悚头懵，观念的换位象缓效剂那样来得迟缓。
──他们“吃皇粮”习惯了，有人天天盼着政府再把医院经费都包下来，他们习惯于领“蛋糕”而不精于去做“蛋糕”。至今一些人还把“铁饭碗”这种计划经济的弊端当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念念不忘。
──他们在各种“常规”和“标准”的定式下，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加上体制的制约，医院最关键的人事与分配制度没有突破性的改革，医院法人不敢也不可能对不良职工辞退或除名。
──他们需要经营观念。对每一个人、一项操作、一台设备，都没有用成本和效益等现代经济管理方法进行最精细的核算。一方面资源匮乏，一方面管理粗放、资源浪费。
──他们需要竞争观念。天天喊没有病人，但又端着架子不愿走出高墙到社区和农村去，大片医疗市场被别人蚕食掠尽，200万国有医生“正规军”让20万个体开业的“游击队”打了个鼻青脸肿。他们以正统自居从不去主动宣传自己，电视和报纸的医疗广告被集体和个体医疗者炒得震耳欲聋。
救救国有医院
国民们都从医院得到过惠泽与福祉，今天医院罹患重病，大家都应该伸出救助之手。
疾病的原因有外来的细菌和病毒，也有内部的脏腑功能失调。脉把准、药对症，才能妙手回春。
区域卫生规划喊了多年，像“火车进站，吼得凶，跑得慢”，应该大事快办了。一些地方两家医院门对门或墙挨墙，兄弟两个同室操戈；有的城市东边挤成了医疗一条街，西边又出了大片医疗空白带。要象青岛市那样，该合的合，该转的转。“关、停、并、转、迁”。医院分布得不合理，哪有医疗服务的高效率？
社区医疗要赶快推行。中国的医院是一个倒置的金字塔，宽大的塔顶云集了大量的三级医院，人才、技术、设备雄厚。狭小的塔底是一、二级医院，资源匮乏，门庭冷落。要引导并扶持一、二级医院尽快走向社区，走进家庭，开辟第二战场，开发新的卫生经济增长点。
机构改革后的卫生主管部门要转变职能。要由行政本位转向服务本位；要由过去的微观管理为主、项目经费管理为主，转变为宏观管理为主，以政策指导和信息引导为主。搞好卫生需求与供给的总量平衡，调整好医院的布局与专业结构。政府是办医院而不是去具体管理每一个医院,看病打针的事院长们比局长们在行。要让医院真正成为能独立行使法人权利的医疗市场行为主体。
要解决医院的经费补偿问题，“既要马儿跑，又要给马吃饱草”，合理提高医疗技术服务的收费标准，不使医生在囊中羞涩时窥视着病人的红包。部分医院可以进行多种产权制度和筹资方式改革的试点，按照邓小平同志说的“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要在区域规划的基础上，开放医院间的公平竞争，垮掉一批“扶不起的阿斗”，站起来一批“高大威猛的帅哥”。要调整医院结构，让过剩的城市综合医院转业成有新兴需求的专科医院、让一部分一二级医院转轨到人头攒动的社区里去……
中国的国有医院是一个巨人，今天也是一个病人。让我们用市场机制和改革放权这具起博器，使其重具活力，再振雄风，为中国巨龙大步走向世界保驾护航！ （原载于《 医院报》 1998年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