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1 月 27 日
在中国，鲜有不知北京有个故宫的；在北京，少有不晓卖药有个同仁堂的。在天安门广场的南面，有一条明清建筑、古色古香的大栅栏老街，在这条街上，有一幢飞檐雕梁、富丽堂皇的古式高大建筑，它便是蜚声海内外的三百年老店同仁堂。
一、悠悠岁月话沧桑
在明朝永乐年间，浙江宁波府有一个姓乐的“走方医”来到北京落户，以走街串巷摇串铃行医卖药为生。到了清朝初年，他的后代乐尊育进了清宫的太医院，当了一名吏目的小官。乐尊育的儿子乐梧冈因科举应试不第，便子承父业在前门外的大栅栏开办了同仁堂药店。为什么叫“同仁堂”而不叫别的什么堂呢？第一，乐梧冈是秉承父命，“同仁堂名，先君之素志也”；第二，“同仁”一词源于《易经·周人》卦，意即仁义待人不分亲疏远近谓之“同仁”。这正是医家药铺的道德所在。（志趣相同或一起共过事的亦称同仁）。当时是前店后作坊，自产自销。乐家起早摸黑，生意越做越兴旺。
使同仁堂成为京城药界巨子，并历经百年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清朝雍正年间，它被确定为皇宫御药房的“供奉”，直接供应紫禁城和颐和园的药品。除了供给各种中药材外，还经常令同仁堂派人进宫去炮制膏丹丸散。这一下，同仁堂成了皇室的“官商”，一是享有了封建特权，在京城和全国的社会地位倍增；二是生产贸易和经济实力迅速扩大，由店铺零售扩大到“政府采购”，乾隆年间曾每年预领过官银3000两，然后再交付官用的药料，道光年间又每年预支官银1000两。其三是宫廷用药出不得半点差错，否则不是杀头就是倾家荡产，这就促使同仁堂在药品质量上更加精益求精，形成了以质量和疗效为生命的主旨与传统。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一件对同仁堂非常有利的事情：当年为御药房供应药品的还有一家“育宁堂”，道光年间道光皇帝叫“旻宁”，他的儿子咸丰皇帝又叫“奕宁”，由于这家药店店名的“宁”字犯了“皇忌”，故朝廷停止了育宁堂的“供奉”，这样，同仁堂在宫廷保健中的地位便更加重要和稳固了。为避“皇忌”，同仁堂赶紧将自己制作的“清宁丸”改叫“清麟丸”，“二母宁嗽丸”改叫“二母安嗽丸”。
关于供奉御药在乐家还有这么一个传说。雍正年间宫内几兄弟为争夺皇位而相互残杀，把亲生兄弟杀死了却诬是吃错了同仁堂的药，而将乐家的一个人斩首于菜市口作了冤死鬼。又有人说是徒弟拿错了药所致。所以后来同仁堂一直用家人不用徒弟。
同仁堂有过欢笑也有过眼泪。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前门大栅栏同仁堂药铺的店堂几乎被烧光，前门打磨厂同仁堂的家眷宅院被德国军官占驻，家具医书等毁损殆尽，同仁堂还被逼要供应德国军官的一应饮食起居。美国大兵们每天三五成群到同仁堂来，或要钱或喝洒，打骂嘻闹，烂醉才归，乐家被骚扰不堪。在民国时期同仁堂又受到国民党的巧取豪夺，到解放前夕已穷途末路了，只能以布、粮、煤三种实物当作工资发给职工，1948年年底，好不容易给每个职工凑足2块银元，才勉强渡过春节。
这里再补充一点，我国的中药店为何多称某某“堂”呢？这是有一个典故的。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在长沙当太守时，适逢疫疬流行，病死者无数。他打破清规戒律，在太守大堂上为病人看病救命，且书“坐堂医生”四个大字。后世的中药铺效仿医圣张仲景坐堂行医，就纷纷在门匾上写上“××堂”，此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二、乐善好施美名扬
同仁堂在北京不仅王公大贾知道，就连社会下层的劳动大众也无人不晓。一方面是因为它的药好药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广做社会公益的善事并很会自我宣传。
清朝的时候，北京城每年二月要掏城沟一个月，每到这个时候，满城臭气熏天，污泥成堆，走路不便，夜里行人经常陷进泥里或掉到沟里。同仁堂便在全城掏沟的地方张挂沟灯，一到夜晚，印有“同仁堂”三个大字的大红纱灯笼到处照耀，既给行人极大方面，又让满城的人赞不绝口，老少妇孺皆记住了同仁堂。
当时北京是京都，科举的全国会试在北京，北京又是顺天府的所在地，府里的乡试也在北京举行。每到乡试和会试的时候，各地应试的学子和陪同的家人都聚集北京，这时同仁堂就大做广告宣传，派人到各省会馆和赶考人的住所，送去一些治伤风感冒、水土不服和消化腹泻之类的小药，花钱不多，但同仁堂的药效和德行却通过这些文人学士传到各地，随后同仁堂的药也行销到了全国。
旧时北京的穷苦人很多，一到了严寒的冬天，很多穷人饥寒交迫，生命垂危，同仁堂便设立粥场，发给棉衣。夏天酷暑难当，同仁堂便给穷人发暑药，以渡炎夏。旧中国的人活了一辈子到死有一个最低的要求，就是要睡棺材“入土”，否则死不冥目。北京的富人要睡粟木的或衫木的棺材，可那些赤贫的人临死要找个棺材比什么都难，同仁堂便向穷人施舍棺材，只要有人证明，找到乐家的管家写一个条子，便可到指定的棺材铺领一口薄皮棺材，这件事在北京有口皆碑，人们都说同仁堂在人间行善事，在阴间也积了功德。每年4月28日是“药王生日”，同仁堂便请来戏班子和名角唱大戏，让老百姓都来看，同时大宴宾客，以此抬高身价并广纳人心。日本人入关占领北京后，见同仁堂是个“肥买卖”，日军便提出要入股，实际是要控制同仁堂。同仁堂拿出了很多银钱上下打点，婉拒了日本人，保护了北京的中国民族医药产业,表现出同仁堂不屈淫威，不向日伪折腰的民族气节。
三、精制良药救沉疴
三百多年来，同仁堂的中药以品种齐全、加工精细、质量上乘而名扬海内外。
首先从配方来说。解放前同仁堂的配方来自三个方面：家传的、民间的和宫廷的。乐家历代如乐尊育、乐梧冈、乐印川等先贤“博览群书”，“凡古方之适用者，无不悉心考究”，日积月累形成了一批家传方剂。同时，他们“更于公余之暇，广求活人之方”，四处搜集民间的单、验、秘方。关于宫廷秘方的问题，宫廷的御方怎么会到了同仁堂的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过去同仁堂只向御药房提供饮片和生药材，成药均由宫内自制。慈禧当政后说同仁堂制药尊古精细，曾经下令同仁堂代为宫内制作一部分成药，这样，同仁堂就掌握了一部分宫廷有效秘方。至今清故宫档案中还藏有同仁堂的配方。
其次从进货质量方面来说。由于同仁堂信誉高、名气大、资本雄厚，它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在国内药市上占据垄断地位。在当时全国最大的药材市场祁州（今河北安国县）每年冬春两季开市的时候，都要等到同仁堂的人到了以后才开市，就因为他们买得多、出价高，所以由他们先挑选好药材。同仁堂进药注重地道和正宗，贵重药材都派专人到产地选购，如大山参、鹿茸等就专程到营口药市去采购；麝香由全国最有名的河南“杜盛兴”专供上等的货色；制丸用的蜜由专门的蜜行供应。由于同仁堂进的货好、价钱高，它制出的成药也就“货高价出头”，尽管价钱贵一点，但官府和百姓都还是愿意买这种货真价实的好药。
在炮制药物时，同仁堂严守古制，一丝不苟，一贯遵循“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例如在制紫雪丹时，古法要用金锅银铲，可是同仁堂没有金锅，他们就收集乐家各房内眷的金手饰100两，放在锅中煮。仅是制作丸药，同仁堂就有蒸、炙、水飞、霜冻等40多种繁琐的制作工艺。很多药制成以后并不马上就卖，要存放一至两年，因为这些药存放越久，燥气去净，药效就越高，如虎骨酒要在缸内存两年，再造丸密封好存一年再卖，这种做法要占用大量的资金、库房与设备，一般的药铺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它们只能现制现卖，其药物的疗效自然就无法与同仁堂的药相比了。
制假售假在我国古已有之。由于同仁堂的药以质量和疗效著称于世，历代都有商家和个人冒以同仁堂的名义卖假药的，同仁堂也与之进行过种种斗争，在清朝的咸丰和同治年间，甚至官府布告于市，明令对假冒同仁堂的商家进行取缔和处罚。今天，在国内和海外仍有假“同仁堂药”在游弋。
四、古店盛世再辉煌
1956年，开明能干的乐松生先生率领同仁堂带头参加了公私合营。一个几百年的老字号，在一个新的社会里，开始了它科学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新纪元，创造了一个个令它的历代创业者们都不敢想象的辉煌。解放初期北京市长彭真就鼓励乐松生先生开办中药提炼厂，搞中药科学化。1952年乐松生与北京大学合作成立了国药改进研究室，试制成功数种产品。 1956年同仁堂中药提炼厂成立。1959年时，乐松生老先生满怀激动地说：“解放十年来，同仁堂的发展超过了过去200多年来乐姓经营的成果，我无法形容心中的兴奋与喜悦”。 “文化大革命”以后，同仁堂成为国家一级企业。后来，同仁堂人又为“同仁”二字注入了新的含义，将“同修仁德 济世养生”作为自己的企业精神。
改革的春风吹绿中国大地以后，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股份公司）在神州大地上悠然崛起，为中国民族医药的改革响起了一声春雷。它从一个前店后厂的旧中国封建药号，发展成为集工业与商业两大门类，有固定资产18亿元、年销售额15亿元、年创利税1亿3千万元，拥有9个制药厂以及研究所、批发部、储运站、货栈、药店、广告分公司、进出口分公司等多个企业的现代大型医药集团，股票在全国上市，这只中国民族医药的巨轮还将中国的传统医药载到了东南亚、欧美乃至更远的彼岸……
三百多年过去了，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历经风雨，同仁堂盛名依旧，并且再造辉煌。笔者且以自己的一首拙诗来结束我的这篇文章：“京华名药属同仁，膏丹丸散效如神。天子黎民保无恙，再向五洲济苍生”。
（原载于《中国医药报》1998年10月24日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