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是我国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出生于福建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18岁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察冀日报》社长、《人民日报》社长、总编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等职，著有杂文集《燕山夜话》，与吴晗、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最早向上述作品举起屠刀，制造了一起株连极广、祸及全国的大冤案，邓拓成为他们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
邓拓嗜学如癖，勤于笔耕，创作甚丰。毕生勤学使他知识渊博。其文章博大精深，寓意深刻，为人所折服。由于他涉猎面广，对中医中药亦有很多独到的认识和论述。
邓拓的很多文章都谈到中医中药。如在“中医‘上火’之说”一文里，他引诸《黄帝素问》，认为“上火”的原因有内因也有外因。他说：“金朝的名医刘完素，在他所著的《六书》中说：‘诸热皆属于火’。‘驱火’必须‘退热’。元代名医李杲也认为‘饮食劳倦’都会‘损耗元气’，都会‘生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注意饮食不可失节，寒暖不可失调，更不可喜怒无常，任性放纵。”
在“实火宜泻、虚火宜补”原则的运用上，邓拓很欣赏明代医家张介宾“虚中有实者，治宜以补为主，而不得不兼乎清；实中有虚者，治宜以清为主，而酌兼乎补”的观点。他对这种
辩证思维方法感叹地说：“在这一点上，中医的科学性并不比西医为差。正如西医能够具体分析人体的某一部分有发炎的症状一样，中医也能够区分心、肝、肺、胃、脾、大肠、小肠、肾、膀胱等各部分的虚火或实火，并且能够找到黄连、栀子、石膏、黄芩、天门冬等三十几种不同的药物去治疗它们。”
邓拓对中药颇有兴趣。他说“三七”一名的由来有三种解释：“《本草纲目》中说：‘人言其叶左三右四，故名三七；盖恐不然。或云本名山漆，谓其能合金疮，如漆粘物也；此说近之。金不换贵重之称也。’三七、山漆、金不换，这三个名称以山漆较为合理” 。邓拓又说：“我听到还有一种解释，说三七是指这种药要生长二十一年的意思。但是，据云南的朋友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也决非如此┄┄广西也有一种土药，名叫田漆。它的形状和药性简直同山漆没有什么差异┄┄似乎三七可以肯定是由于音误而产生的一个名称，它的真名应该是山漆”。
六十年代，北京流行一种花叫“一品红”。寒冬腊月此花独盛，春天群芳争艳时它则悄然谢去。很多人说此花原产于墨西哥和中美洲。邓拓考查大量史籍后认定，“一品红”就是《尔雅》《释草篇》中的“邛钜”，晋人称大戟，是中药大戟中的一种，他还引证了《本草纲目》的详细描述，证明“一品红”原产于中国。此外，邓拓在植物学、养生学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知识，其杂文深受读者的喜爱。
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六十年代初期，北京市动员高初中毕业生到边疆和农村去。1962年秋的一天，当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邓拓收到一位68岁老中医的来信。老中医在信中诉说他有一个19岁的独生女，原在某学院读书，因患先天性右耳道闭塞，经检查又不能动手术，读到1961年夏天因赶不上功课以致退学，今年夏天又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文科，因体检听力不好未被录取。老中医的夫人于去年去世，因此父女俩相依为命，如今多病的女儿要下放到边疆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投书素不相识的邓书记，请求帮助。
邓拓生性耿直，见义勇为。见信后认为事属特殊，应当公正解决，于是在北京晚报上对此信作了公开答复。他说“他的女儿既然因为有病不能升学，又不宜离家远行，那么，我以为她应有计划地在家自学”“他们正好可以把自学与家传相结合，一方面解决女儿的学业前途问题，另一方面解决父亲的家学继承问题”。邓拓语重心长地教诲老中医的女儿要发奋图强，刻苦学医。他给她讲了宋代名医庞安时的例子。庞安时是湖北浠水人，“儿时能读书，过目辄记。父世医也，授以脉诀。┄┄未久，已能通其说，时出新意，辩诘不可屈，父大惊，时年尤未冠”。后来庞安时一场大病后两耳皆聋，他更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地攻读医书，各种医籍“靡不通贯”，功夫不负苦心人，庞安时医名传遍鄂湘。恰好这时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到湖北黄州，两人关系非常之好。苏东坡说：“吾与君皆异人也。吾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非异人而何”？庞安时身残志坚，矢志不渝，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医学大家。邓拓用这个真实的故事来勉励那位老中医的女儿，希望她自强不息，自学成才。
在邓拓的鼎力帮助下，老中医父女的重大困难得到圆满解决。几年后邓拓在“文化大革命”中屡遭“炮轰”“火烧”，宁折不屈，含冤惨死。那位老中医也在前些年谢世了。现将邓拓同志这件鲜为人知的义举告世，以祭英魂
历史上有些事情很有意思，邓拓同志的女儿后来也学习医学了，现在在北京市卫生行政机关工作。
（原载于《健康报》1989年7月1日，《中药事业报》1998年4月22日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