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共中央中发【1978】56号文件是“文革”以后党中央为中医工作专门颁发的唯一的一个文件，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亲笔为文件作批示“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本期编发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陈珞珈同志撰写的纪念文章，旨在重温党的中医工作政策及具体措施。
一、文件的历史背景
文革期间，卫生部门是一个重灾区，中医工作又是卫生部门里的重灾区，十年动乱中“残酷迫害中医药人员，拆散中医药机构，摧残中医药事业，造成了中医药事业日趋没落，中医药队伍后继乏人的严重状况”。
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1959年全国西医23.4万人，1977年发展到73.8万人，增长2.2倍;中医则由1959年的36.1万人减少到1977年的24万人，减少了三分之一。上海市文革前有63名著名的老中医，到1978年能坚持上半日班的仅有9人。辽宁庄河县1958年评出的十大名医，文革后只剩下一位仍在坚持工作。当时卫生部直属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在建院初期从全国选调进来的著名老中医有55人，但文革后能够上半日或全日班的仅剩7人。青壮年中医重西轻中、弃中学西的情况普遍存在。文革前培养的大批中医药出师学徒因工作得不到安排而被迫走上其他的谋生之路。
从机构方面来看，也与当时8亿多人口的需求不相适应。1977年全国共有高等医药院校89所，其中中医学院仅17所，毕业生远远不能弥补中医队伍的自然减员。1966年全国有中医医院1371所，1976年时仅剩129所，十年减少91%。部属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建院20多年，三个附属医院病床总共不到500张。全国仅15个省市自治区设有规模很小的中医药研究所。上述中医机构普遍规模小、房舍旧、设备差。
有鉴于此，文革结束后，卫生部组织力量在全国进行了约一年时间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然后向党中央写出了一份有情况、有观点、有措施的报告。
二、文件的基本情况
这个文件的全称叫做“中央转发中共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文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卫生部党组给党中央写的报告，一是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尤为可贵的是，邓小平同志在文革后复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他对此件十分重视，亲笔在文件上批示：“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中央在批语中一是对卫生部的意见予以肯定，二是对如何贯彻做出了重要指示:“中央认为卫生部党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应当引起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希望……认真加以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地有步骤地把这件大事办好”。“在发展西医队伍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快发展中医中药事业，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抓紧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问题”。这个文件发到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部委党组、各军兵种党委和全国所有的县团级单位，引起了各级党委与政府的普遍重视。
三、文件的主要内容
卫生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许多建议与措施，最主要的有以下内容：
1、认真落实中医政策，对“文革”中受到打击诬陷的中医药人员予以平反昭雪，强行下放改行的收回就近安排工作，恢复原工资待遇，已退休的老中医药师可准予复职。对确有真才实学的老中医药师必须配备助手。
2、在高等医药院校招生名额中，中医中药的比例应力争达到五分之一;中等医药卫生学校，中医中药的比例应力争达到四分之一。尚无中医学院的北京、河北、山西、内蒙、新疆等5省市区要在1980年前后建立中医学院。1980年前后一般中医学院在校生达到1000人左右，重点中医学院1500人左右。各省市区要办好2至3所中医药学校。
3、没有中医院的地市应创造条件建立中医院，有条件的县也要建立中医院。中医院要突出中医的特点，从门诊到病房都要体现以中医药为主。
4、国家计委拨出1万名劳动指标，从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和散在城乡的民间医生中，通过考核，选拔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医药人才充实加强全民所有制的中医教、研、医机构(当时集体所有制有中医药人员12.9万人，占中医药人员总数的55%)。
5、在全国六个大区即上海、成都、武汉、西安、沈阳、天津各设一个500张床位的医、教、研三结合的中医药研究基地，每个基地投资1千万元，5年完成。
四、文件的重大作用与深远影响
这个文件是“文革”以后党中央为中医工作专门颁发的唯一的一个文件，小平同志对文件作了重要批示。文件中的重要政策、重大措施和重要提法较多，是我国中医工作一个务实的重要的产生重大效果和深远影响的文献。
第一、“文革”刚结束时，中医事业积重难返、百废待兴。文件从纷繁的事物表象中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后继乏人乏有术之人。文件高屋建瓴地从各个方面提出了解决“乏人”问题的有力措施。牵此一发而带动了全身。
第二、解决“乏人”问题涉及政策、管理和经费，关乎医疗教育和科研。文件用“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这个纲来统率全局，解决“乏人”但不限于“乏人”，由人及机构及政策，纲举目张，实际上解决了当时中医事业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
第三、政策明确，措施过硬。例如对文革中受迫害的中医药人员平反收回的政策，既得人心，又是事业的急需，因为这批下放的人大多数是中级以上骨干或老专家。各地认真贯彻这一政策，很快使6万多中医药人员重返中医药岗位，这个数字等于全国中医药院校6年毕业生数的总和，何况这批人多是从事临床工作多年的医疗专家或骨干。
又如，文革十年使中医药队伍锐减10万人，所剩人员中又以乡镇卫生院的集体所有制人员占绝大多数。为此，文件提出由国家计委拨出1万名全民劳动指标，从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和民间考核选拔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中医药师充实到全民所有制中医医、教、研单位(当时县以上全民所有制中医机构极其缺人)。中央文件一发，各地党委和政府纷纷响应，也给当地中医增拨录用指标，所以最后实际考试录用进来的有2万多人。
第四、深谋远虑，着眼未来。文件在几个大项目上，不仅立足当时，而且着眼未来的发展。例如，“文革”结束时我国省级中医药研究院一个都没有，文件提出在6个大区各建设1个中医药研究院，每个投资1千万元。实际上后来每个投资远远超过1千万元，我国大型中医药研究院“一个中心（中国中医研究院）、七个基本点”的格局就是在那时开始形成的。 卫生部在报告中还提出要开一次有省市自治区领导参加的全国性中医工作会议，文件印发后，促成了1980年全国第一次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的召开。针对“文革”中存在的以中西医结合来代替中医自身发展、中医院普遍中不中西不西的问题。文件第一次提出：“中医院要突出中医的特点，从门诊到病房都要体现以中医药为主”，这一精神3年后又发展成为衡阳会议的主要内容。
中发[1978]56号文件是我国中医事业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摧残破坏后拨乱反正、走向恢复发展的起点与标志;而1996年底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召开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颁布，是我国中医事业走向全面振兴并迈进现代化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我们要在《决定》精神的指引下，改革开放，锐意进取，让中国古老的传统医学在现代化的高速路上，高歌猛进!
（原载于《卫生软科学》杂志 1998年5期 作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
